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3)12-0062-11 在过去100多年历史上，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经历过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政治尝试，试图从政治上“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梦想。然而，失败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帮助中国人实现强国梦，反而将国家带入更加脆弱的失败状态。从农村地区崛起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发动农民革命，推翻了代表封建势力和金融资本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建立起全国性政权，恢复经济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巩固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良好关系，开拓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国际话语权大大增强，世界大国形象日臻成熟，全球领导力在逐步提高。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创造了一个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的伟大奇迹。在西方民主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困于内战、种族冲突、贫困与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显得尤其珍贵，“强国梦”的经验更加值得提炼与推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于现代国家转型的探究，已有的社会科学文献主要针对西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对象。有关前者的研究侧重解释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而有关后者的研究则关注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像前者那样走向繁荣、稳定与民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如何成长为世界强国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是一个空白。本文试图超越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狭隘解释，将具有整体性和宏观性的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通过历史比较，发现强国家的真正实现路径。①政治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某项制度，如央地财政关系②、干部绩效晋升③，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且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现代国家转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无疑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基础，经济水平也是强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强国家所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地超过某个单一的变量。鉴于此，从整体而不是部分去解释现代国家转型，将更具说服力。本文的第三项创新是采用单案例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迄今为止，学术界几乎无人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案例。④ 一、现代国家转型的比较分析框架 西方政治学认为，现代国家在“国家特性”(stateness)方面具有基本的共同之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公民，常备军，代议制政府，官僚机构，中央银行等。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上述基本特性，现代化的其他面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在发展当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⑤如何衡量现代国家呢？马克斯·韦伯、查尔斯·蒂利⑥、塞缪尔·芬纳⑦、迈克尔·曼⑧等权威学者提出了国家能力/国家干预的二维分析框架。 国家能力指的是国家执行政策和履行核心功能的行动力⑨，而国家干预的范围则是国家影响人的经济或社会活动的政策类别，或者国家所履行的职能类别。⑩就国家能力而言，除了前面提及的强制能力与抽税能力之外，现代国家的核心能力被大大地拓展了。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守夜人”的角色被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所放弃，国家干预经济与社会的范围随之扩大，“保姆式的”福利国家纷纷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简言之，国家能力是对应于国家干预的范围的，而国家在干预范围内执行政策的能力则反映了国家能力的高低。国家能力与国家干预范围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或经济的关系。强国家是一种国家在核心领域能力强大、干预范围保持合理的状态。 中国的国家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相对而言，在第一阶段(1895年至1911年)，国家能力脆弱，国家干预社会的范围狭小，并且国家建设的负面遗产增加了第二(1912年至1927年)、三阶段(1927年至1949年)现代化的难度。国家建设的积极效果出现在第四阶段(1949年至2022年)。前30年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国家腾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在改革开放阶段，国家建设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积极向上的势头，国家能力与国家干预社会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扩大。 强国家诞生的推动力量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些主导西欧国家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如战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却对国家建设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就战争而言，至少在第一、二、三阶段，它们严重地阻碍了国家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的成长。资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从来都是缺席的，即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的黄金时期，它们在政治上也是严重地依附于军人政权，缺乏独立性。(11)因此，基于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本文提出影响现代国家转型的三个独立因素，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本土因素。这些因素贯穿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既造就了弱国家，也创造了强国家。 (一)政治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角色、组织、观念和关系。这些新变化要求政治系统能够具备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尤其是分配、调节和整合功能与能力。(12)一个政治系统是否具备上述功能与能力，取决于政治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合理化程度高的政治结构，一般在四个方面具有更加合理的特征，它们和强国家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第一，中央集权，特别是强制权力与征税权力；第二，中央权威必须建立在统一的政治机构基础之上，避免军队、经济与社会组织(如教会、家族等)成为中央或地方的权力中心(13)；第三，政治结构高度分化与专业化，能够适应现代化社会功能分化的需要(14)；第四，高水平地方政治组织的相对自主性，有利于灵活地应对国家治理的复杂性。(15)合理化程度低，意味着国家能力低下，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狭小；在面对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的时候，不合理的政治结构容易导致国家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