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医疗史以1949年为界标,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属于中国当代史(或谓中国现代史)的内容范畴。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对医疗开展了全面改造,不仅成效卓著,且力度和广度也是空前的;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一系列医改政策,直至今天的“健康中国”建设,共同构成中国当代医疗史研究的主体界域。当代医疗的相关史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就载入各种报纸、杂志及地方档案之中。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出版了成批的卫生文件汇编、年鉴、大事记和回忆录等,这些都成为珍贵史料。但当代医疗史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研究的视野、范围、方法等均深受传统政治史范式的局囿,乏见精细化研究成果。本文拟就如何深化拓展当代医疗史研究略陈己见,以求教学界方家。 一、视域转换:从医疗的历史到医疗史 “从医疗的历史到医疗史”是反借霍布斯鲍姆(Hobsbawm)“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②之提法而提出的命题,意在揭示医疗史与传统医史的区别。长期医疗、传统医疗或医学一直有自己专门的历史,其工作由医学专业人士完成。史学意义上的医疗史是20世纪以来的新生事物,她虽孕育于传统医史,但其兴起却与社会史的繁盛关系密切。20世纪以来,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社会史不再以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关注一般民众的物质精神史,这就为医疗进入史学领域打开了通道。美国医史学家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是最早对医疗与社会的关系给予关注的学者之一,并首次正式提出“医学社会史”的概念,其著作《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③和《疾病的文化史》④均为医疗社会史的经典。 医疗史的另一促发因素是,西方历史学在1960年代开始探寻阶级、性、性社会差别及人类种族等形成的历史因素。如福柯(Foucault)以“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为分析框架,对疯癫、死亡、爱欲和罪犯的研究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医疗潜在的社会政治因素首次被广泛揭之于众,医疗史遂由记录医学成就转向批评医疗霸权,由考察医学技术知识转向探讨医病的复杂社会由因,并逐步演变为西方史学领域较为成熟的一个分支学科。⑤1970年,英国成立“医学社会史协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标志着该学科的正式建立。1972年,英国学者出版的《疾病改变历史》,被誉为“一本医疗社会史的开创性著作”,而之后出版的《医学社会史》一书则被认为是第一本医学社会史专著。⑥ 医疗与社会融合的趋势促使诸多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医疗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从而更多参与到医疗史的研究和撰述之中。1976年,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出版的《瘟疫与人》一书,是为当时最具代表性和水平较高的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佳作。作者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相结合,重新解释人类行为,认为传染病在历史上早于人类,人类出现后就和人类长久共存,成为人类历史中的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之一。⑦循此理路,国外学者也关注近代中国的疫情和卫生观念,代表性人物如美国的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罗芙芸(Ruth Rogaski)、华璋(John R.Watt)和高敏(Miriam Gross),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涉。⑧ 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在反思原有马克思主义宏观社会形态学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史盛行的趋势,新引入的欧美社会史同唯物史观同创同构,推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深化,历史上的人口、性别、群体、生计、生活、生态、环境、心态等不断成为社会史新领地,原有唯物史观的内涵获得极大充实和发展,医疗这一关乎普罗大众生命健康、生存体验和生活观念的话题,自然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⑨至2000年前后,医疗史开始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兴起并渐有精品问世。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和《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曹树基和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等专著,均堪称医疗史研究的典范。 近年来,医疗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近十年来,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等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⑩201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邀请李建民、张大庆、余新忠、边和等国内外知名医疗史专家进行笔谈、组设医疗史专栏,集中推出专门文章,内容不仅包括医疗社会史,同时包括了与医疗相关的思想史、物质史和政治史等,体现了史学界对医疗史成就的重视,标志着“医疗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概念已获得学界通用,也标志着史学界对医疗史史学地位和身份的认可。不少学者认为医疗史蕴含着历史研究的新潜力。(11)此前的新冠疫情,再次促使学者从医疗史的视野回视历史上人类与灾疫的关系,医疗史正从史学的边缘、“小众”、“另类”等向显学和前沿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