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批判哲学与超越问题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13

      “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生死难题”，几乎可以说，“超越”成就了形而上学，也终结了形而上学。康德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也是形而上学的建设者，其思想正处在形而上学兴衰史的关节点上。其哲学中的transzendental(先验的)与transzendent(超验的)这两个关键概念即与形而上学的超越问题密切相关。本文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通过梳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体系来探讨其中的超越问题。或问：超越问题的意义何在？在笔者看来，超越问题不仅对康德构成了挑战，在今天对我们也同样构成了挑战。虽然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也因此而终结，但是正如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形而上学误入歧途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理想没有意义，而“超越”显然是形而上学最高也是最成问题的理想。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超越”问题无关，因为虚无主义乃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此而论，反思康德哲学的问题，也是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

      一 形而上学与超越问题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两大源头。公元1世纪左右基督教诞生，从公元2世纪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基督教与希腊哲学逐渐融合，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其主要是在经院哲学中孕育的。经过17世纪近代哲学主体性或自我意识原则的“洗礼”，形而上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成熟”亦由此而告“终结”。

      我们通常把巴门尼德的哲学称作形而上学的萌芽，把亚里士多德看作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或开创者，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形而上学是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引入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经院学者们对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①的解读中，《形而上学》逐渐从一本书到一门课，大约在16、17世纪时成为了一门学科。按照一般哲学史的记载，形而上学在笛卡尔那里被看作人类知识的基础②，大致在这个时期形而上学成为了哲学的核心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古希腊哲学是开端和基础，但是形而上学作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却是在晚期经院哲学中才逐渐成形的，故而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称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超越”(Transzendenz)源自拉丁文trans(超越)和scandere(攀升、上升)，字义为胜过、超越，或与某种界限分离，与“内在”(Immanenz)相对，意指“超越某种决定性界限而存在的东西”。在中世纪哲学中，上帝是超越的，因为他超越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有限性，甚至超越了概念思维的范围④。就此而论，超越，尤其是绝对的超越，是基督教神学对于形而上学的贡献。由于在人的有限性与绝对的超越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希腊哲学的融合似乎使基督教神学看到了在信仰之外通过哲学通达超越的可能性，然而哲学的超越从来不是绝对的超越。

      哲学与宗教皆与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从而向往无限和永恒的终极关怀有关，因而“超越”乃哲学与宗教的“应有之义”。不过哲学在一般意义上基于“此岸”的理性，宗教则往往属于“彼岸”的信仰，因而希腊哲学中的“超越”与基督教神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对古典哲学来说，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构成了知识的基本前提。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主要依据感觉经验来探寻自然万物的本原(arche)，巴门尼德则在思想与存在之间寻求同一性，面对智者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挑战，柏拉图以理念论为知识确定了基础。策勒指出：“总的说来，柏拉图理念论以这样两个主要观点为基础：如果理念不存在，真正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而且真正的实在也是不可能的。这两个观点是重叠的，在柏拉图的阐述中也是交错在一起的。”⑤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奠定了基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直延续到黑格尔。如果哲学是关于宇宙万物之整体存在的“静观”(theoria)⑥，那么知识的可能性乃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其前提，这关涉到两方面的“超越”问题：一方面是思想对于感觉经验的超越，另一方面是存在对于思想的超越。哲学家们的解决方式是：思想超越了感觉经验，从而能够静观存在，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是，存在即思想(理念)。因此，希腊哲学所讲的“超越”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的超越”。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全面转向了人生哲学(伦理学)，然而在与基督教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由于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融合，使得思辨的火种在基督教中得以存续，在哲学中当然也就渗透了基督教神学的因素，形而上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于经院哲学中逐渐形成的，因而超越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基督教哲学密切相关。经院哲学追问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或信仰的问题，但是思考超越问题的方式却是哲学的(理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使基督教哲学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工作陷入了困境。晚期经院哲学中唯名论的兴盛便是证明：如果上帝是绝对的超越，那么就不可能是思想的对象。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近代哲学的诞生，笛卡尔的二元论一方面确立了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古代哲学的客观性原则，简言之，知识在心中而对象在心外，这相当于在思想与存在之间出现了断裂。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彻底贯彻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性原则，尝试在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