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基本实现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2009）。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关注也逐渐从“单位”转向了“社区”（何海兵，2003；何艳玲，2007；李汉林，2008），“社区”作为转型背景下新型社会整合体制的关键要素，重塑了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格局（徐选国，2016）。 单位制时期形成了一整套以“国家-单位-个人”为核心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田毅鹏、吕方，2009），国家通过控制个人的隶属单位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何重达、吕斌，2007），单位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基本单元（路风，1989）与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王沪宁，1995）。同时，单位作为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制度化组织形式，实现了经济控制权和国家行政权的统一（李路路、李汉林，2000）。学界也倾向于用“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结构考察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相关问题（张静，2015）。但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位的行政性、封闭性和单一性（郝彦辉、刘威，2006），带有政府行政性与社会自治性的社区走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舞台。由此，“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考察结构逐渐向“国家-社区-个人”过渡。 社区制代替单位制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体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然而，在这些关于“社区”的论说中，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重组、体制继替带来的社区发展问题及其治理模式演变，而对于两种体制的继替过程及其如何在现实层面得以实现的关注不足。事实上，对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结构重组以及两种体制的继替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职能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卢汉龙，1999）。在两种体制的过渡期，制度覆盖存在着一定的盲区，必须通过“实践”中介进行弥合，即需要通过“人”将制度实施（田毅鹏、常茳，2018：3）。尤其是改革的特定时期，社区干部是整个社区工作开展的“核心”（汪鸿波、费梅苹，2019），其群体身份更是成为洞察体制转轨和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要窗口。 在上海市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区管理体制（徐永祥，2000：161-165）的进程中，社区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国企中层干部，这批转制干部进入社区后多任居委会书记一职（徐中振，2018：4-7）。本文所讨论的“社区”主要以居委会组织为代表，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社区界定。“社嫂”①群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方面，在改革的“混沌期”，国家需要寻找积极分子或者新的社会经纪人来发挥作用（毛丹，2018），本文中的“社嫂”群体即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着新的社会经纪人的功能。另一方面，仅靠制度设定无法实现“社嫂”的身份转换与社区化身份建构，个体对身份的认知及采取的行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群体身份，学术界更加关注改革背景下丧失“工人”职业身份的现实结果，并从个体利益的受损（佟新，2002）、社会关系网络的离散（李路路，1995）、职业身份的地位变迁（李锦峰，2013）等方面揭示国企改革带来的工人群体身份跌宕。 但这些研究往往将目光投向因改革而下岗失业的工人，因而存在以下局限：一是过于关注问题，较少关注个体行动对于社会改革的促进价值和建设意义。关于国企改革浪潮下衍生的新职业群体“社嫂”的研究不多，更鲜有提及该群体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忽略了群体的异质性。“社嫂”作为企业精英，具有与下岗工人不同的行动逻辑，其从国企干部向社区干部的身份转换过程更彰显着两种体制间的过渡性及个体与国家的互动。当“社嫂”进入社区后，尽管其行动逻辑展现出较强的制度惯性（徐选国等，2020），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单位”的传统和组织效应完全适合于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社会呢？如果不是，那单位制和社区制之间有何联系和差异？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又是如何被建立和维持的？ 笔者在调研中观察到，“社嫂”从经由国家制度设置进入社区，到通过积极的主体实践呈现社区干部身份，再到退休后“离岗不离场”的群体身份再生产，清晰地表现出完成国家任务和服务居民生活的双重逻辑，并发挥着连接和弥合社区双重属性的功能。基于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嫂”从国企干部向社区干部的身份转换暗合了从“单位”向“社区”的体制转轨和国家与个人的组织通道嬗变，那么，这种朝向社区化的身份建构何以可能？质言之，本文旨在探究促成“社嫂”从单位身份向社区身份转换的深层机理，以此丰富既有的关于单位制、社区制等议题的讨论。 二、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围绕“社区作为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间组织通道”形成了两大研究范式：一是将社区视为国家政权建设的治理单元；二是强调社区是社会的生活单元。但这些研究的共同问题在于对社区属性理解的割裂，无论是强调社区的政治性还是呼吁“社区回归社会”，都忽略了社区属性之间的联系和可弥合性，也忽视了社区属性对处在中间位置的实践者的影响和形塑作用。笔者认为，社区的双重属性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调和，这也是国家与个人关系得以保持动态平衡的内在缘由。本文从社区的双重属性出发揭示“社嫂”群体的社区化身份建构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以期窥探体制转轨过程中社区的兴起、发展与功能发挥（见图1）。
从理论上看，社区与单位的衔接是由社区承接从单位中剥离出的社会功能开始的，但这并非简单的“剥离”和“承接”过程。一方面，单位社会并没有真正“终结”，中国独特的单位气质仍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区”作为继替者，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田毅鹏，2021）。同时，社区又有着与单位迥然不同的运作逻辑。单位体制下，组织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高度融合，而社区体制下，组织的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是割裂的，这也是理解社区双重属性的根本出发点。笔者认为，在单位制向社区制转轨的进程中，中国城市社区才逐渐呈现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且两种属性不断交织互动，共同作用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