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属研究的终结者？ 在2021年11月召开的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新亲属研究”（new kinship studies）的代表学者组织了系列分会场，他们在发言中展示了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言者大都提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一位评议人引用了施耐德在《美国亲属制度》中对亲属的定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是不是太依赖于施耐德定义的“扩散而持久的稳固”（diffuse，enduring solidarity），太关注亲属关系中有爱的那一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经常看到没那么有爱的一面，且不说隔阂、冲突乃至关系的破裂，亲人经常以各种方式让你感到失望。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施耐德对亲属的定义改为“扩散而持久的失望”（diffuse，enduring disappointments）？ 可见，施耐德的经典著作《美国亲属制度》出版已经半个多世纪，但他的亲属研究依然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施耐德在20世纪60到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与论文，一度被人类学界斥为终结了亲属研究。例如，巴特等人所编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一书中，西德尔·西尔弗曼在评述人类学美国传统的部分就提出，施耐德对亲属概念持否定态度（巴特等，2021：28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亲属研究作为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领域之一，其存在的条件和必要性已遭到质疑。正如施耐德在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所言，亲属研究“问题意识的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Carsten，2000：2）。但实际上，从欧美人类学界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来看，施耐德并不是亲属研究的终结者，相反，他启发人类学者不断追问“亲属到底是什么”，强调从地方话语与实践出发来定义基本的亲属概念（Schneider，1972）。施耐德围绕亲属制度的民族志研究、理论反思与批判不仅重构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也启发人类学者从亲属关系与制度出发进行跨文化比较，从而推动了欧美人类学的长足发展（Carsten，2000；Franklin & McKinnon，2001；McKinnon & Cannell，2013）。 现有文献虽然已经关注到施耐德在欧美人类学界的影响，但并未系统梳理以施氏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几次关键转变。本文将以施耐德为主线，追溯近一个世纪的人类学理论与思想史，归纳出以施氏为代表的亲属研究在问题意识上从“社会”到“文化”再到“地方生物学”的几次转变。笔者还将结合当下人类学前沿理论，简评施耐德如何在几十年前就将亲属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推动到了本体论层面。文末将总结欧美人类学界新亲属研究对施耐德学术遗产的继承，并简要讨论针对后施耐德时代新亲属研究的批评。 二、殖民统治语境下的早期亲属研究 纵观施耐德的整个学术生涯，我们会看到他所处时代美国人类学家的成长轨迹：首先研究异文化，施耐德的田野调查始于雅浦群岛①；然后从对“他者”的研究转向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施耐德后期主要关注美国主流社会与原住民文化②。（Handler，1995） 20世纪40年代的雅浦岛是美国的海外殖民地之一，施耐德之所以能够在那里进行田野调查，多亏在雅浦岛驻扎的美国海军的帮助。可以说，施耐德在雅浦群岛的人类学研究是在受益于美国殖民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开展的。施耐德的田野笔记中记录了他与当地人Tannengin的故事。雅浦群岛经常有台风，Tannengin的房子在台风中被毁掉了，自那以后施耐德每次捕鱼都会将收获分给Tannengin一部分。在雅浦社会，父亲为年幼的儿子觅食，也当儿子的老师；儿子长大以后，父亲就依靠儿子为他觅食，儿子通过为年迈的父亲捕鱼来报答父亲早年对儿子的言传身教。Tannengin曾经主动接受施耐德的访谈，教导他当地文化，施耐德与Tannengin之间一系列的赠予、交换行为让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当地文化中的父子关系（Bashkow，1990：214-215）。施耐德的田野笔记中记录了Tannengin曾对他说：“你在这里没有父亲，因此我就像你的父亲。你总是给予我食物。”而施耐德在日记中写道，“我先将Tannengin当作父亲，现在他也将我认作儿子了”（Bashkow，1990：217）。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让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次聚会中，Tannengin对施耐德表达了后者高高在上，而以前者为代表的当地人地位低下的意思，施耐德听后立即表示反对，这让主动表现出对施耐德的服从的Tannengin很不满。Tannengin将施耐德尊称为他的首领（chief），田野中的“父亲”居然成了殖民统治意义上的“子民”（subject），而“儿子”成了“统治者”（authority）。讽刺的是，明明Tannengin是当地首领，并且在施耐德看来还具备父亲般的权威（Bashkow，1990：221-222）。“父亲”成了“子民”而“儿子”成了“首领”，这不仅体现了当地文化所强调的等级观念，也反映出雅浦岛被卷入了更大、更复杂的等级体系——殖民统治当中（Bashkow，1990：233）。作为在美国社会被边缘化的犹太裔移民后代，施耐德对自己在田野中被当地人抬高的社会地位一直保持谨慎，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地与殖民政府和美国海军划清界限，在当地人看来，他作为研究者的地位仍然更高，甚至是凌驾于殖民统治者和海军官员之上的（Bashkow，199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