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几乎在所有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都会有“道德危机”之感，远如孔子的“礼崩乐坏”之叹，近如涂尔干对道德解体的担忧，同时期梁启超等人对现代中国道德重建的论述，以及当代中国此起彼伏的道德焦虑和讨论，宛如一片阴云，始终笼罩着社会的转型过程（成伯清，2008）。长久以来，道德始终是哲学与社会科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也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对经验层面的道德社会功能的追问是社会学学科的经典议题（Hitlin & Vaisey，2010：3-5；Bykov，2019）。在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眼中，道德一直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Hitlin & Vaisey，2013）。但颇为吊诡的是，这种状况在随后却发生了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停止了，只是自帕森斯之后，研究者不再讨论宏大理论，作为一个宏观且具统合性的概念“道德”逐渐散落到具体而微的观念和文化社会学等研究之中，如性别观念、价值观念、“孝道”、“教养观念”、性观念、社会信任等方面（李春玲，1996；胡荣，2015）。 这些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但是对整体性的道德的社会学研究仍然有其必要性。一方面，有关道德的研究仍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始终对道德保有激情，这些学科视角都涉及道德的社会层面（Curry et al.，2013；Wong，2014；Bykov，2017；Apressyan，2020）。另一方面，道德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经常面临各种道德判断并被多种道德话语所包围。我们认为，这种道德判断与碎片化的伦理或观念稍有不同，它可以反映当代中国人在道德观念方面的总体倾向。 道德实践具有社会性，作为自我、他人与神圣之间关系准绳的道德规范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影响（麦金太尔，2011：155-156）。虽然很多研究并没有直接以“道德”命名，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散落在不同研究领域的话题中看到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学之维的刻画（费孝通，1998：53；阎云翔，2006：9-12；金耀基，2010：75-80）。其中，公德与私德的分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变迁是当代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主要面向，而其中的核心命题正是“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命题（贺来，2001；谢翔，2008；任剑涛，2020）。但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对道德理论和概念的探究上，多是质性研究，很少有研究从定量的角度来探讨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判断。我们认为，现代化理论虽然是清晰有力的，但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此外，道德判断或道德观念的现代化也属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道德状况的变迁有着重要意义，而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缺少对道德问题的关注。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旨在探讨以下问题：首先，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判断是否符合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其次，以往研究对现代化的假设更多集中在个体的变化层面，而将社会结构作为背景，那么宏观的社会变迁是否对个体的道德判断有影响？再次，从变迁的角度来看，年龄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不同年龄个体的道德观念是否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 二、结构与分化：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判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道德判断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与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有所不同。因此，想要研究影响当代中国人道德判断的机制，还需要厘清其在社会学语境中的含义以及广义上的道德变迁。下文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归纳道德结构、道德自我以及道德转型中的现代化命题。 （一）道德判断与道德自我 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道德判断体现为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中对道德规范的接受与认知，其最终结果是建构道德自我（皮亚杰，1984：303-305；科尔伯格，2000：132-135）。而这种道德自我的建构，既有赖于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也与外在于自我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所谓自我技术，是指“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的手段与方法”（福柯，2016：54）。自我技术既包含伦理的目的，也包含自我塑造的过程；同时，它意味着道德自我的形成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也离不开道德的实质内容——美德。道德判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这些道德规范的接受程度，即顺从还是排斥，抑或按照不同道德规范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无论这种改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从外在的道德判断来看，都体现为“自我约束”或者“自我放纵”。“自我约束”即对特定的道德规范的遵从，而“自我放纵”则是对其的排斥、摒弃或者不认同。因此，对于道德判断的测量和研究应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个体的道德判断的测量值表明其选择对特定的道德观念的“约束”或“放纵”，并不意味着其“道德”或“不道德”，仅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客观表现。 可见，道德心理学更多关注个体式的道德心理并发展出了一系列测量方法，而对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结构对道德心理的影响关注甚少（Feather，2011；Barnett et al.，1995；White，1997；King & Mayhew，2002）。但诸多心理学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已经揭示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与文化环境、教育进步等因素密切相关（Bunch，2005），且政治身份、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等社会经济变量也逐步被纳入心理学的研究模型中。经济学研究的关注点则在于道德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利他主义，但也整合了社会性的概念（Koehn，2003；Piliavin，2009；Lizardo，2016）。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道德实践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甚至社会就是道德本身（Fassin，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