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代际支持是近年来家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种热切关注的背后是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剧烈变迁。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代际复杂性降低，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胡湛、彭希哲，2014；Li et al.，2020）。另一方面，传统大家庭的式微并没有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衰落，代际团结仍然紧密，成员之间的互动与支持依旧频繁（刘汶蓉，2016；杨菊华、李路路，2009）。这种反差使得以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围绕家庭结构展开的研究范式不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家庭现阶段的特征，因此，研究者转而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实现。其中，老年人家庭的代际支持——通常指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金钱、物质、情感、服务等资源的相互交换——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种代际关系涉及传统家庭最重要的养老和抚育功能。 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养老资源，即便在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的今天，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仍然构筑起了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兜底安全网（陆杰华、张莉，2018）。而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也成为家庭发展和应对社会风险的宝贵资源（石金群，2016；华淑名、陈卫民，2020）。虽然有研究表明我国代际资源的流动仍以向上流动为主，但很多时候代际支持的实际发生都是双向的（Hu，2017；黄庆波等，2018）。 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儿子与女儿为老年父母提供的以及从老年父母那里获得的代际支持的差别，是代际关系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金一虹，2000）。作为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一个重要外化特征，性别差异为观察中国家庭文化的存续和变迁、探索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同时，理解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支持中的不同角色及其背后的转变机制，对制定合适的家庭政策、促进家庭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许琪，2015）。 针对向上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研究普遍发现，相比于传统的以儿子为主的养老模式，女儿向父母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多，不仅在经济上与儿子的贡献不相上下（Xie & Zhu，2009），甚至在工具性支持（直接提供服务或者物质支持）上也超过了儿子（Lei，2013；黄庆波等，2018）。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少子化，独女家庭中女儿承担起了养老责任（计迎春，2020），但针对儿女双全家庭内部的研究同样发现女儿对父母的支持显著增多（Hu，2017）。那么，随着女儿养老模式的出现和双系家庭的兴起，父母对子女的支持是否也会向女儿偏移？与预期不同，近年来父母在经济上“榨取”女儿以支持儿子的“樊胜美现象”成为影视剧和现实生活中所热议的话题。这种社会关切折射出子女与父母的双向代际支持仍然存在偏向儿子的性别不平等，且该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有研究运用2012年的调查数据同样发现，相比于向上代际支持向女儿的转移，父母向下的代际支持仍然更加偏向儿子，呈现出女儿付出更多但得到更少的不对称模式，形成了双向代际支持的性别悖论（Hu，2017）。该研究从父母观念转变滞后于子女、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等宏观视角较好地阐释了性别悖论产生的原因。然而，宏观机制无法完全解释这种不符合对等交换原则的现象得以存续的微观基础，需要深入到个体层面，从行动者的视角进行探究。从微观视角切入研究代际支持的模式，也有利于探索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张力。 鉴于此，本研究运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的三期数据（2014、2016、2018）来考察双向代际支持中的性别悖论现象，试图从个体行动和选择的视角来解释该现象存续的微观机制。研究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最大程度地控制家庭层面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以保证因果推断的可靠性（许琪，2015）；同时，该方法也能保证子女之间的比较是在同一家庭内部进行，比一般的跨家庭比较更能揭示真实的性别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双向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 对儿子和女儿不同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是中国传统父系制家庭的一个突出特征。儿子在被养育阶段能够获得父母更多的投入，能够继承家庭财产，但同时需要负担起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女儿自出嫁后便不再承担对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转而承接对丈夫父母的照料义务（Greenhalgh，1985）。然而，近年来家庭内部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中，女儿的作用日益突出（唐灿等，2009；韦艳，2017；Hu，2017）。不少实证研究都发现，女儿在照料和家务等工具性支持上的贡献已经超过儿子。在农村，形成了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分工模式（许琪，2015；Lei，2013）；在城市，女儿的经济贡献也不亚于儿子（Xie & Zhu，2009；Hu，2017）。这种女儿养老或者双系养老模式的兴起是内嵌于整个社会变迁的（计迎春，2020）。其一，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其有了向亲生父母提供支持的能力和自主权（Xie & Zhu，2009）。其二，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安排，使得儿子不再成为可靠的养老支持者（宋璐、李树茁，2008）。其三，人口转变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家庭的子女结构（张航空，2012）。其四，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在削弱传统父系制对子女养老角色约束的同时，却又强化了女性作为照料者的性别角色，进而促进了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参与（Hu，2017；计迎春，2020）。 目前，大量文献讨论了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但鲜有文献讨论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事实上，随着新一代老年人财富的积累、健康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在数量上不可忽视，在作用上也更加重要。很多年轻人在城市买房、立足需要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父母定期的经济资助以应对巨大的生活开支（宋健、戚晶晶，2011）。在工具性支持方面，老年父母更是无偿为成年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和孙子女照料，使得子女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也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种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不仅仅只是“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下移（魏传光，2011），也是家庭为了应对社会风险、增进家庭整体福利的一种实用主义安排（李婷等，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