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代际社会流动的教育异质性效应

      一、引言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于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定位已实现了从“优先战略”到“战略优先”的历史性跨越，在全面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不仅是未来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亟须解决的焦点理论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教育与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经济学与教育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的广泛关注（Hout，1984；钱民辉，2004；Torche，2011；余秀兰，2014；王处辉、朱焱龙，2015；Bukodi & Goldthorpe，2018）。现有研究发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教育有助于代际社会流动性提升，但存在条件性（张顺、祝毅，2017；宁雯雯，2018；陈爱丽等，2019）；另一类则认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扩招没有显著促进代际社会流动性提升，而是维持了当前的社会平等程度（Hu & Hibel，2014；郝雨霏等，2014；杨中超，2016）。然而，已有研究均未涉及我国教育与代际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不同教育层级对我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缺乏对教育层级影响代际社会流动异质性效应的准确评估。本研究将通过区分教育层级，综合运用流动表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考察教育影响我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异质性效应及其变迁。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一）教育影响代际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提出OED三角形来解释父代经济地位、子代教育与子代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Erikson & Goldthorpe，1992），该理论已在我国代际流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郭丛斌、闵维方，2007；李煜，2009；王处辉、朱焱龙，2015）。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四种不同的策略来分析教育的影响，包括：父代地位与子代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OE）；教育获得与子代地位之间的关系（ED）；父代地位通过教育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O→E→D），教育是家庭地位资源与子代地位获得之间的重要纽带；在受教育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代际职业地位关联性水平的变化（E→OD）。其中，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父代地位通过教育间接影响子代职业经济地位获得[如图1模式（1）所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教育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与促进代际流动中均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子代教育同时受到先赋与自致两种因素的影响（Blau & Duncan，1967；周怡，2009）；二是将教育看作相对独立的影响代际流动的外在机制，在不同条件下，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图1模式（2）所示]（Breen & Jonsson，2007；Goldthorpe，2014）。

      模式（1）主要基于地位获得模型分析教育对子代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模式（2）则主要将教育作为外生变量考察其对代际地位关联性的影响。模式（1）的优点在于能够同时考虑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通过教育对子代经济地位的影响与教育作为自致性因素对子代地位的影响（祝毅、张顺，2020），但仅聚焦于教育因素对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难以考量教育分层结果对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模式（2）能够较好地回应该问题，将教育视为调节变量，考察教育（E）对代际经济地位关联性（OD）的影响（Bukodi & Goldthorpe，2018）。在研究设计上，模式（2）有利于从教育分层结果不平等的视角深入理解教育与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难点在于教育兼具先赋与自致双重属性，如何从实证层面消除家庭背景通过教育对子代地位的间接影响来分析教育（E）与代际职业关联性（OD）之间的关系，是该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教育（E）如何影响代际流动（OD），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教育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教育有助于打破阶层壁垒，使行动者能够依靠自致性因素实现向上代际流动，强调教育主要通过增强个体能力促进代际社会流动水平提升（Davis & Moore，1945）。与之相对，教育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对底层群体向上流动具有抑制作用，是优势阶层实现代际资源传递的隐秘工具，由于不同阶层子代在教育系统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够获取的机会存在差异，教育对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具有负向作用（Collins，1979；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Bowles & Gintis，2011）。从理论预期来看，教育功能主义理论普遍认为教育有助于促进代际社会流动，而教育冲突理论则认为教育不利于提升社会开放性。从教育功能主义理论出发，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被概括为两种不同效应——“组成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与“教育均等化效应”（educational equalization）。组成效应最早由豪特（Hout，1984，1988）提出，他基于美国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背景与子代地位之间的关联性因受教育水平而异。极端情况是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职业地位与父代地位关联性最弱，这为教育能够促进代际社会流动提供了有力证据（Breen & Jonsson，2007）。教育均等化效应则是指伴随受教育水平提升，代际职业关联性趋弱（Breen，2010）。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教育均等化效应更偏重于考察教育整体分布变化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而教育组成效应则更偏重于考察教育内部异质性及其变化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尽管两种效应都有助于提升代际社会流动性，但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瑞典社会阶层流动性趋势主要受到教育均等化效应的影响，而德国与英国则主要受组成效应的影响（Breen，2010）。伴随国内实证调查数据增多，更多学者尝试在中国情境下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