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文体”是南宋最盛行、影响最大的一种场屋文体，目前学界虽对“永嘉文体”的内涵、风格等已有讨论，但由于该“文体”的代表性作家如陈傅良、叶适等人作品散佚颇多，陈傅良甚至讳言早期时文之作，“悔/毁其少作”，不欲将其收录在文集之中，使得我们对“永嘉文体”的写作语境、风格生成动因等缺少深刻的认知。本文拟借助对相关文献的辑佚考索，对相关作家创作的个人语境与整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体察解读，重返历史现场，探索“永嘉文体”的生成机制，包括创作动机、应用场景、功能效果、书写策略等关键问题，从而揭示南宋论体文的一种书写运行机制。 一、论体时文：重审“永嘉文体”的内涵 学界对“永嘉文体”的基本内涵虽有一定的共识，但也因对相关文献的解读不同而存在分歧①。为了廓清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先重审其内涵。 “永嘉文体”一词见于吕祖谦给朱熹的回信： 独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细，深害心术，故每与士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去夏与李仁甫议文体，政是要捄此弊，恐传闻或不详耳。② 朱熹为何要用“永嘉文体”批评吕祖谦？朱熹的来信不见于本集，据考证，吕祖谦的回信作于淳熙五年(1178)六月、闰六月之际③。是年春，吕祖谦任殿试考官，与其关系密切的周必大任殿试详定官，二人在殿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吕祖谦说，他们评定殿试入选者后，孝宗只对前五名的名次略加调整，其他不变④。而永嘉士人则在此次科考中取得了极佳的成绩，如：殿试考官将叶适排在第一名，孝宗置于第二名；徐元德则是省试第三名、殿试第四名；王自中、周续、任汝弼、徐自明、赵巽、陈季雅、王觉、周栗等永嘉士人皆进士及第；戴溪等则赐同进士出身。这一结果让与永嘉士人极为亲近的陈亮盛赞吕祖谦对永嘉诸子的提携之功⑤。 朱熹对永嘉新进们场屋时文的观感与吕祖谦、陈亮大不相同。如其批评叶适论体时文：“叶正则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⑥又批评永嘉科场之文：“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浮伪纤巧，不美尤甚”⑦，认为朝廷将陈傅良《待遇集》、叶适《进卷》毁板是正确之举。他在此时批评吕祖谦和“永嘉文体”，应是针对此次科举考试中吕祖谦对永嘉士人场屋时文的偏爱。 吕祖谦乾道六年(1170)升任太学博士，乾道八年又担任秘书省正字，参与本年的省试评判。这段时间他对永嘉士人的科举事业颇有帮助。如在乾道六年太学补试中帮助陈傅良、蔡幼学等永嘉士人成功进入太学，他们借助太学宽松的解额政策顺利发解，进而在乾道八年省试中名列前茅，成为新科进士。乾道年间，吕祖谦又在婺州讲授时文之学，其授课之本《古文关键》《左氏博议》都聚焦于论体时文的写作方法，永嘉士子从学者众。此时朱熹已开始批评他们的论体时文，如：乾道六年批评《左氏博议》“伤巧”⑧，害于心术；乾道七年指责吕祖谦“门下多得文士之有时名者，其议论乖僻，流闻四方，大为学者心术之害”⑨，应是指向陈傅良、叶适、戴溪、陈亮等人的论体时文；乾道九年又批评吕祖谦编选批点古文以传授论体时文写作之法，助长了文字奸巧之弊，等等。 可见，乾道、淳熙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关于“永嘉文体”的争议，主要围绕永嘉士子的论体时文展开。而南宋人对陈傅良、叶适、戴溪等永嘉士子文章的推崇也以论体时文为主。陈傅良之论被称为“论之祖”⑩，其时文集《止斋论祖》颇为盛行，他与叶适、戴溪、陈武等永嘉士子的论体时文也被选入《十先生奥论注》《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等南宋选本，而《永嘉先生八面锋》则抄撮选录陈傅良、叶适、杨万里、陈亮等人的论体时文，而冠以“永嘉先生”之名(11)。庆元党禁时期，朝廷鉴于“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12)，下令将二书毁版，亦可见其文章风靡之状。清人孙衣言云：“吾乡南宋时，学者极盛，而当时科举之文亦推东瓯、婺越，乡先生中如陈文节之《待遇集》，叶文定之《进卷》及《八面锋》《奥论》《论祖》等作，皆所谓场屋文字，一时谓之‘永嘉体’。”(13)这就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永嘉文体”的内涵。 从“永嘉文体”一词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永嘉诸子文章在南宋的流行与接受情况看，所谓“永嘉文体”，其兴起、繁荣在乾道、淳熙年间，创作主体是永嘉等地游于吕祖谦之门、受其影响和支持的举业佼佼者、新科进士，所采用的文体主要是与应举相关的论体时文(包括经论、子史论、时务策等)。这构成了本文所讨论的“永嘉文体”的基本范围。 二、待谁之遇：从《待遇集》看“永嘉文体”的创作动机 据《荆溪林下偶谈》载乾道六年陈傅良赴太学补试前，其《待遇集》已经板行，“人争诵之”(14)。这部文集对南宋科场文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永嘉文体”的代表作。而我们对其内容、性质、创作动机等却了解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待遇集》早已亡佚，相关记载极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陈傅良“悔/毁其少作”。陈傅良乾道三、四年间因薛季宣指点，究心理学，对《待遇集》等“幼作”颇有悔意，其弟子曹叔远在编《止斋先生文集》时，便遵其遗意，只收其乾道三年后的文章。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今文章正印》所收陈傅良《待遇集自序》为我们考察《待遇集》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此文《全宋文》未收，为论述方便，校点如下： 凡天下之物，遇人而后重。荆山之璞遇卞和而重，爨下之桐遇蔡邕而重，汾阴之鼎遇汉而重，岐山之石鼓遇唐而重。向不遇数人，则块石也，馀薪也，无用之弃物也，奚足重哉？惟山川亦然，必得人则重焉。雷泽以舜重，涂山以禹重，洙泗以夫子重，首阳以夷齐重。不然，则天下之奇山异川不少矣，何是数者独高挂人牙颊邪？惟人亦然。管仲以鲍叔重，康章以孟子重，百里奚得秦穆公而重，毛遂得平原君而重，侯嬴得公子而重，淮阴得萧相国而重，祢衡得孔文举而重。凡若是者，不可殚纪。倘不遇焉，则管仲不免于桎梏之囚，康章不免于被不孝之名，百里奚不免饭牛，毛遂不免终为下客，侯嬴不免甘夷门之隶，淮阴、祢衡亦不复有登坛之拜、荐鹗之表矣，其能自重乎？惟人之伎亦然。微周穆王乘八骏而游，人未必重造父之御；微虢公子尸蹷蹷而复苏，人未必重扁鹊之医；微吴王裂土而封，人未必重宋人之药。此齐客之瑟虽工，而王不好，卒以斥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