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文化侧重于“化”之过程，而文明侧重进步之状态表征。文明与文化紧密相关，我们可仿文化的通常划分标准，将文明也区分为物质(器物)文明、精神(思想观念)文明、制度文明、礼俗(行为)文明等方面。判断一个文化共同体是否进入一种新的文明状态，自然要在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对比视域下，考察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的成就是否实现质的跃迁。在中国历史上，华夏各民族文化内部的系统融合以及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促使五千年中华不断进步。“第二个结合”，正是在深刻把握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高度。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很显然，从清末以来，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向他者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直到现在，在尖端科学技术上仍然很多方面离不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过程，通过主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制度、在引进中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创制和变革，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我们认为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经抗美援朝一战，中国在政治、军事上“入局”世界民族之林；再历4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循环，我们称之为“入世”或“与世界接轨”。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于赶超中等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均即横向观照：无论是以苏俄为样板，还是以欧美为参照，皆突出了发展中的文明共同性。不过，在向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学习中，我们也逐渐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实际，强调“中国化”“民族化”，走出“独立自主”条件下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特性，使基于实践和历史“特色”积淀的经验和成果富有中华文明的因子、元素、结晶。“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②。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走的道路来看，可称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与中国现代史吻合)；从总结百年历史、概括“五位一体”文明协调的正确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来看，谓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既强调了中华文明转至现代以后融入“世界历史”的普适性，更突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性。 问题在于，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从根本上不认同他们长期贬斥、矮化的东方社会能创造出另外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惯于把自身的一切包装成普世文明和价值，其骨子里渗透着欧美中心主义的狂傲自大，容不进其他民族和国家与之平起平坐。他们将科学技术和资本不当结合起来，广泛应用于对其他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压榨中，武装强大的军事力量，疯狂对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去反思其自身历史所显露出的非正义性、非道德性、非合法性一面，而是通过种种手段美化其文明的先进性、优越性，确确实实又是在“上帝”的旗帜下做着龌龊、卑鄙的勾当。谁要是真正与之讲平等，他们就认为你是在破坏规则、危害安全。在“原罪”意识的面罩下，他们缺乏一种对世界各地造成种种痛苦现实的深入反思；绅士的外衣下，恰恰掩盖着殖民、掠夺、血腥的内在本质，其繁荣和“发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落后、停滞形成鲜明比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讽指的“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实即典型的西方文明所走的一条“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③，从而“不点名”地批判了其文明形成的黑暗，从道义制高点上将之拉下神坛；在此基础上揭露欧美文明(尤以美为首)造成“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④等严重后果，站在全球高度实际上预告了这些文明面向未来时的非合理性、非持续性。 不仅西方世界中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非西方世界的民族及国家20世纪以后纷纷走上了探索本国发展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俄、中国等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经过革命和改造，选择并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及制度。从实践和理论看，苏俄等前半段发展迅速，后期却陷入僵化并改弦易辙；只有中国历经坎坷、挫折，比较稳步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通过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各个角度去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否可以讲，自“文明”的标准和进化而言，更能深度说明这一历程呢?文明，作为历史积累的正向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展开、完善，且能更易简洁、浓缩地表达来自全面的、协调的发展结晶：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内涵其里；既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方面的，亦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的共同进步。我们毫不隐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吸收了西方文明精华，但这种吸收不是“全盘西化”地直接照搬套用。它比西方近代以来产生的那种文明形态更先进——尽管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尤其在物质生产力上面临围堵和封锁，不少领域还不是“最先进”，但因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作指导，其发展前景与“夕阳西下”、仍欲靠“实力”作后盾，企图总以经济和军事等方式掠夺全世界的欧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东升西降”不只是综合国力、世界影响等方面的趋势反映，更是两种文明的比拼。 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亦曾提出了种种质疑。由于自身的相对落后状况以及“特色”道路仍在形成与完善之中，“融入”“接轨”“追赶”的看法比较盛行。随着这条道路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尤其是回望百年与内外的各种对比中，自信日益增强，我们对“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和把握越来越深刻。我们“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⑤，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有“累累罪恶”的西方老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二字，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二字，都是中国历史的坐标，应该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这是一百多年过后，我们对这一段走过的历史的重新认知和高度评价。显然，无论起初或之后是否意识到，从中国“现代”的起点上，我们就走在一条与西方既有相通亦有很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这条新路，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科学研究及预告。20世纪初，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社会变革的设想，非常灵活地探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现实性，论述了落后国家、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基本路径等问题。世界文明从此出现新的走向，各国现代化之路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一条旧路。列宁的有关阐述表明，“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欧洲，东方各国的革命道路又将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⑥。社会主义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苏联半途而废，我们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因为它的“初心”一开始便超越美西方现代化之“穷途末路”，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⑦，是唯一有光辉未来之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的自觉遵循，它从根本上扬弃了“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来到世间便极其残暴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虽然不会以其他方式或主动去“输出”这一模式，但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言，其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模式”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