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以来，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中期选举之后，秉持“传统现实主义”的军方和保守派、以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联合“承认对中国和平演变失败”的自由主义者共同推动美国对华“遏制政策”，①中美关系开始恶化。2017-2020年，美国相继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印太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等报告中，分别从对手、目标、策略、行为四个方面重构中美关系发展基调——以大国竞争为战略目标，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在印太地区就经济、价值观、安全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至此，美国放弃对华遏制加接触政策，转向对抗。首先，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中期开始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被视为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开端，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其次，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依旧如履薄冰，“安克雷奇会晤”并未就双方关切达成共识。再者，拜登在其百日执政演讲中继续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公平竞争，以及中国在生物、能源、高端制造产业中的竞争态势，并美化印太战略预防冲突的正当性。②最后，从美国第117届国会通过反华色彩浓重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③到G7峰会组建反华联盟，再到台湾问题国际化，中美关系脱钩进程明显加快。 回顾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可知，当前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法再以新兴大国自居，须明确自己的崛起国定位。在这一点上，有关解释与认知并不充分。④对此，本文认为，值得重点探讨的议题并非中国何时成为崛起国，而是中国如何从新兴大国过渡为崛起国，以及不同新兴大国崛起路径差异化的原因为何。针对上述困惑，本文试图寻求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二、新兴大国崛起路径：文献评述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迅速崛起冲击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权力格局。当前学界对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鲜有文献系统地对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互动加以详论，特别是新兴大国如何崛起。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混淆了新兴大国与崛起国的定义。⑥事实上，新兴大国与崛起国在崛起路径选择上存在根本性不同：后者较前者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及更为宏观的战略目标。对此，本文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前者。 欲探究新兴大国崛起路径差异化的原因，首先需要对新兴大国进行类型学划分。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新兴大国是否寻求全球统治和意识形态霸权是区分新兴大国类型的关键，即新兴大国保护和推广其基本价值观是否与现存体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据此将新兴大国区分为满意国、有限修正国与革命国。⑦国内学者则根据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中规则与规范结构的态度，将新兴大国划分为满意国、改革国和不满国三种类型。⑧总而言之，尽管以动机或意图区分的满意国、改革国与革命国在崛起路径的选择上差异明显，但大体可根据威胁、利益与实力等条件将新兴大国崛起策略分为依附式崛起、软制衡崛起以及硬制衡崛起。近年来，围绕新兴大国崛起路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国内外学术共同体分别从新兴大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威胁来源、利益诉求、风险对冲与地位追求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实力导向：权力转移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 权力转移论者认为，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实力差距较小时，实力增长的崛起国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会促使其挑战体系主导者，进而试图改变体系秩序以满足自身的偏好，这种挑战(overtaking)在崛起国达到霸权国实力的80％—120％时最容易出现，常表现为大规模体系战争。⑨但“权力转移”逻辑具有强烈的现状偏好，“权力转移论”常常夸大了崛起国的破坏作用，却并未深究崛起国如此行事的原因，只是将其归于对体系的不满。可如果当前现状是按照上一次大战后的权力分布被固定下来，那么崛起国无论如何小心翼翼，哪怕是渐进地调整体系并促进其变革，都将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由于上述不满在权力差距过大时更难被察觉与观测，因此，从不满变量出发的“权力转移论”不仅无法消除崛起国不满的单向动机，更无法被应用于权力转移之前(崛起国实力小于霸权国的80％)的崛起进程研究。在此之前，崛起国只能被视作新兴大国，此时的新兴大国与霸权体系处于某种耦合状态，并随着实力差距缩小而趋于解耦。显然，无论在相对实力变量还是在不满变量上，将新兴大国置于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转移范式中的分析都不充分。 (二)威胁导向：大国追随论(bandwagoning) 崛起中的大国并不总是试图制衡霸权国，这与它们自身的动机、对霸权国的认知印象(image)⑩以及该国的示善在多大程度被霸权国感知(11)有关。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制衡(balancing)与追随是实现安全这一相同目标的相反行为，追随还是制衡应被更准确地视为是对威胁的回应。”(12)但大国的竞争目标并不只有安全。施韦勒指出，追随策略不仅可为威胁所驱动，也可为利益所驱动，制衡与追随并非对立面。(13)事实上，行为体通常采取追随策略以获得利益，并采取制衡策略以获得安全。若非直面霸权国威胁，行为体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后者总是需要成本。因此，大国追随策略与其自身的动机有关。根据施韦勒对新兴大国的划分，那些满足现状的新兴大国在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大都为利益所驱动并采取追随策略，同时伴随着明显的推诿(buck-passing)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此类大国更像是霸权国的附庸国，制衡霸权国的意愿较弱。而那些面临霸权国威胁且普遍致力于寻求安全的修正主义国家则更有可能制衡霸权国。 (三)利益导向：嵌入论与软制衡(soft-balanc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