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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协商可行与民主理想间日益突出的张力，协商系统理论以更具包容性的系统视角来思考和矫正协商民主的“微观倾向”，成为西方第四代协商民主的标志。协商系统理论通过价值整合来突破精英协商的封闭性，从而有效吸纳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新型平等观的建构；通过边界突破来拓展协商概念内涵和观念界限，以正式协商机构与公共场所的连接、正式与非正式协商方法的并用来牵引协商重心回归宏观场域；借助互动平台并运用多种方法，通过子系统间的分工合作与反复协商，使普通公民的声音和主张在不同场域间展开交流和互动，实现协商民主正当性与有效性的提升。协商系统理论不仅为协商民主适应复杂社会高速发展态势提供操作路径，更有助于将系统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行思路和方案。
代际划分只是考察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一种维度，而其内在动力——理解阶段局限性及其发展突破，则是理论关切的核心议题。第一代理论意在构建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规范，但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呈现显著的理想建构特征。第二代研究着重推动经验的转向，充分考虑社会复杂性，试图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但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第三代西方协商民主吸取经验教训，侧重实践层面的考察分析，聚焦协商制度的设计和经验分析，但主要局限于微观小规模实践形态，而较为忽视大规模协商民主形式。 面对协商可行与民主理想间日益突出的张力，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任何一种协商场所或协商实践，无论其设计和运作如何理性，都不可能拥有足以使整个国家通过的大多数决定和政策具有合法性的能力[2]1。任何单一的、小规模的协商实践都无法有效满足协商民主发展的全部要求。 进入21世纪，西方协商民主研究持续更替，呈现制度转向、实践转向、经验转向和系统转向四大态势[3]。第三代研究侧重于精英价值偏好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协商实践，即使存在着群体讨论，但也仅是划定范围内小规模个体的协商参与和反思。这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向、实践转向和经验转向。系统转向则试图解决小规模协商的缺陷与困境，成为调和前三代研究的关键——规范性前提、制度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最终向大规模的协商实践迈进。由此，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并逐渐成为第四代西方协商民主的标志。 一、新世纪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修正的协商民主，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追溯其发展历程，第一代研究确立了理论的基本价值规范，第二三代研究则完善了合法性标准，并贡献了精巧的制度设计和多样的协商实践，特别以小型协商的特色形态来保障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客观来看，单个的协商实践、孤立的协商过程无法一次性满足协商民主的全部要求。第三代协商民主出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对协商民主的认知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由被筛选的少数参与者按照明确的流程开展协商活动。这种对可行性的过分强调，会因规模控制而使协商民主陷入协商与民主的对立境地。协商与民主的迫切需求是相反的，协商的标准在小规模环境中可以得到最大化的遵守，而民主在大规模环境中可以获得最大化的效果[2]126。但协商的开展，不能仅在理想的微观情境中去实现其正当性标准，需要突破对单一过程的研究，去思考整个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因此，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以及协商系统理论的发展，为规模困境的突破提供了可行路径。 协商系统这一概念虽然最初是由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提出的，但系统性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协商民主研究中注重公共对话的传统。双轨模式(two-track model)中协商政治依赖于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心焦点需要向话语生产(discursive production)外围开放。赛伊拉·本哈比布(Seyla Benhabib)所主张的要在由相互重叠的场域构成的网络的基础上进行匿名公共对话，更是蕴含着系统性观念。艾丽斯·扬(Iris Young)更加主张政治不仅要去中心化，还要考虑复杂的社会进程，更要在不同的话语交往场所之间建立联系，来防止这些互动成为狭隘的飞地(parochial enclaves)。注重公共对话的传统为协商民主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协商系统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协商系统中的日常谈话》(Everyday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一文对协商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s)这一概念展开具体阐述，后被卡洛琳·亨德里克斯(Carolyn Hendriks)、里卡多·门多纳(Ricardo Mendonca)、约翰·博斯韦尔(John Boswell)等代表性学者们所接受，第四代协商系统理论的发展自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