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哲学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塑自身的过程。在充满沧桑巨变的20世纪，重塑的进程进入快车道。加速自身重塑的明显标志有两个：一是为凸显20世纪哲学的突破和转折，哲学史家热衷于使用各种“走向”“转向”等词来刻画这一进程，其中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最为突出，不仅成为20世纪人文科学的潮流，也引发了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而语言哲学作为这一转向的成果，堪称20世纪哲学中的显学；①二是哲学传统核心领域(如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的命运跌宕起伏，各种哲学分支则风起云涌，遍及不同文化、民族、领域和学科，其中语言哲学长期雄踞各哲学分支的头把交椅，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才被心智哲学抢了风头。 不过，因转向而繁荣，由繁荣而定向，因定向转入常态，而常态易趋于困顿，似乎也是语言哲学难以避免的走势。究其原因，内则缘于语言哲学在总体上过度收敛于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经典路径与传统领域，源头活水的激发日益贫乏；外则缘于主动接受语言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反哺不足，而这些学科的发展曾经极大地受惠于语言哲学的突破。如果要避免这种走势成为宿命，我们需要在反思和总结20世纪哲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语言哲学的再定向和新形态。因此，本文借鉴科学的层级结构的思路，尝试提出构建语言哲学再定向的综合路径的草图，力求通过实证性基础、规范性进路和存在论框架这三个层级的突破，探索语言哲学的未来发展，也为21世纪哲学的重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与语言哲学的再定向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其问题类型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大、衍生样式之多(如阐释学转向、语用学转向、语境论转向等)，都是空前的，也在根本上整体塑造了哲学形态，甚至使语言哲学一度扛起了“第一哲学”的大旗。(参见阿佩尔)当然，关注语言之于认识和心智的作用，破解思维的语言密码，此乃哲学与生俱来的倾向；语言形态塑造哲学思维、哲学探究熔铸语言表达既是双向关系，也是同步过程。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之所以蔚为大观，最终还是哲学的内在问题、内生动力和内部方法所致。 20世纪初的语言转向可以分为两条主要线索，即语言的逻辑批判和世界观的语言视域。前者集中体现为分析哲学运动，无论是德语哲学-数学科学圈的弗雷格、维也纳学圈，还是英语世界的罗素、皮尔士，特别是执语言哲学革命之牛耳的维特根斯坦，都致力于发明并运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以期正确处理思想和语言的可表达性与成真性，致力于区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澄清自然语言和“哲学语言”的混乱与误用。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对哲学方法论、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普遍文字以及语言批判的强烈兴趣来看，分析风格的语言哲学努力实际上是哲学的内生动力。阐释学传统深受哈曼-赫尔德-洪堡一系语言观的影响，与人文科学阐释学一道，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建立哲学阐释学开辟了道路。有学者概括了赫尔德和哈曼传统的九个原则，例如思想本质上是依赖语言并受语言限制的思想-语言原则。(cf.Forster，pp.253-254)洪堡关于语言是内在器官、语言即世界观、语言作为理解方式的思想尤为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逻辑优先于语法的传统，开显了语言作为阐释学存在论的视域和多维度揭示世界的功能。(参见洪堡，第17、49、68页；cf.Terezakis，p.x) 总体上说，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可视为人文学科整体语言转向的先驱和组成部分，既是走出语言迷宫、摆脱语言空转的努力，也是在自然科学的语言郊区，建造街道笔直和楼房整齐的语言新城的尝试：唯有在哲学上阐明语言，才能在哲学上全面阐明思想。(cf.Dummett，p.4)语言取代存在、意识、精神，居于哲学的中心；它以语言批判、语言分析、意义理论、话语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为武器，不仅向思辨哲学的语言空转、似是而非的语言修辞发起了总攻，而且致力于清理思想大厦的地基，整编科学表达的语义，构建语言哲学的问题域和分支体系，并在最深刻的层次上通过澄清语言表达来把握人性。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参与了哲学的这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当然得益于哲学之处或许更多。 在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分析哲学传统上，来探究语言转向的当代困境。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这既是语言哲学的旨归，也是分析哲学的重心。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到蒯因、戴维森、斯特劳森等关键人物，从重视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的语言哲学到重视语言游戏的言语行为理论，20世纪语言哲学的经典路径逐渐形成。②这个经典路径又分叉为两条相互接续、彼此分离、偶尔交叉的道路。一条是以真值条件语义学为基础的语义范式，聚焦于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之理论；另一条则是以言语行为理论、语言游戏观为基础的语用范式，这两条分叉的道路甚至可以简化为弗雷格传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传统，各种概括总结20世纪语言哲学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大多以此为编纂的主线。这一分叉的经典路径仍然在不断推进，诸如语境依赖性、语境敏感性、模糊性、因果摹状词理论等课题也时有创新。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经典路径的黄金时代已成为明日黄花。推究其盛极而衰的原因，就外部环境而言，心智哲学挟认知科学、脑科学、计算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交叉科学之力，异军突起，攻城略地，似乎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的第一哲学地位，政治哲学等实践哲学领域的繁荣复兴也让语言哲学相形见绌。但其内部因素是主因。一则因为语言哲学作为哲学主要分支，在刺破哲学母体自立门户之后，积累了庞大的家业，却并没有积累起哲学家共同体的重叠共识和锐利的思想武器，经典路径的分叉道路没有真正结合为综合路径，弗雷格传统总体上占据主流，后期维特根斯坦传统最终流于哲学治疗。二则因为语言哲学似乎与基本的和重要的哲学问题渐行渐远，越来越沉湎于自身内部的历史和主题，纠结于与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甚至不无琐屑之嫌的话题，熟练运用着高度技术化的繁复技巧，当年的锐气与睿智似乎已然消磨过甚。三则因为对主流科学(STEM)的知识成就缺乏足够关注，特别是没有充分吸收语言科学成果，往往停留在朴素的语言直觉上。面对马赛克一般的哲学图景，语言哲学似乎已经甘作其中一块拼图。当年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那样清晰严谨的激扬文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那些令人赞不绝口的精妙案例，现在已经很难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