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4；B516.35 文献标识码：A 一、亚里士多德与悲剧诗的传统 悲剧诞生于古希腊一年一度的酒神祭祀活动，从最初的宗教仪式逐渐演变为与城邦民主政制密切相关的戏剧类型。它不仅仅是悲剧诗人们展现才情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承担着教化公民、培养公民意识、塑造和增强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等重要作用。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伊翁》中就已经开始涉及对“悲剧诗”、“城邦中戏剧诗人的作用”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只不过柏拉图认为，悲剧诗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并非必要，出于建构理想城邦的考量，他甚至主张将不利于实现城邦作为正义共同体的悲剧诗人驱逐出境。 真正将“悲剧问题”纳入哲学的视野并对其内涵和意义做出创见性贡献的人当属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从诗歌创制的角度开启了对包含史诗、喜剧诗在内的作为诗歌艺术的悲剧诗的讨论，关注悲剧诗的核心要义、情节安排、组成部分、功能效用乃至言语表达等问题。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悲剧的价值，将“悲剧”首次定义为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②，并对其成分进行剖析，将“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③确定为悲剧的六种主要成分。在这六种成分中，“情节”对于悲剧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指向人的行动。一个精巧构思的悲剧情节应当以能够引发观众恐惧和怜悯的事件为摹仿对象，就此而言，悲剧最应当展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④。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无关人物自身的道德和品性，主要在于悲剧主角无意间犯了错误或陷入过失，这种情节相较于其他情况而言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观众的恐惧和怜悯之情。就此而言，人物的过失行为就成为悲剧之所以发生的关键。 在以往的古希腊悲剧作品中，代表命运的神谕或神秘的预言往往充当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俄瑞斯忒斯(Orestes)按照复仇女神的要求杀害其母为父报仇；俄狄浦斯(Oedipus)为避免弑父娶母的命运预言离开家乡科林斯；安提戈涅(Antigone)则出于敬神的原则执意安葬自己的兄弟。⑤这些悲剧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命运悲剧”。命运超出人的意志之外，不为人所把控，人的理性也无法对其进行理解。在这种超自然力量面前，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所抛来的一切苦难。就此而言，悲剧的产生就来自于命运所代表的绝对必然性，人的行为和选择不足以动摇最终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在与命运的角逐过程中，人的有限性展露无遗，人终究无法解开命运之谜。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解读完全摒弃了命运在悲剧情节之中的重要作用，人物的行动成为悲剧产生的根源——“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⑥。这种转变无疑将产生悲剧的原因从“外在的神秘力量”⑦转向人的自身内部，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力量，过失犯错更是打破了好人遭殃的命运无常之感。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举措意在竭力避免命运这种非理性力量在悲剧之中的显现。但是，如果我们将悲剧的本质归结于人物的过失行为，那么将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过失行为的偶然性。⑧一旦过失行为与行动者性格之间的关联被打破，我们就难以赋予悲剧以必然性和普遍性意义，悲剧所代表的理性主体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抗关系也继而被消解。悲剧就纯粹沦为剧场观众宣泄情绪的载体，逐渐失却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深刻反思。但是，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从人物的行动出发回应悲剧产生的根源仍然是一次富有创见的伟大尝试，在他之后对于悲剧问题的讨论大体沿用他的讨论路径和方法，侧重于分析一部好的悲剧作品需要具备的条件或要求。这种讨论进路的彻底打破一直要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尤其是在谢林开始介入悲剧问题的讨论之后才彻底发生改变。 二、谢林与悲剧的哲学转向 谢林对于悲剧问题的讨论始于1795年。在这一时期，康德批判哲学的二分困难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解决康德哲学所遗留下来的二元论难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体系的开端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莱茵霍尔德和费希特分别尝试以“意识的命题”(Der Satz des Bewu
tsein)、“绝对自我”(absolute Ich)为基点来建构批判哲学体系，而青年谢林(包括荷尔德林和黑格尔在内)也深受这一问题的影响，思考克服二元论难题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谢林将目光转向描写对立和冲突的古希腊悲剧，试图在悲剧的和解中寻找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论独断论和批判主义书信集》的第十封信中，谢林注意到“人类自由”(menschlicher Freiheit)有一个与之冲突的对立面，他将其称为“客观的力量”(objektive Macht)。⑨这种“客观力量”在希腊悲剧中作为“命运”(Schicksal)而出现。在谢林看来，希腊悲剧完美呈现了悲剧主人公与作为客观力量的命运斗争的过程，并且正是因为人对客观力量的反抗、乃至最终不得不屈服的过程，才极度彰显了人类的自由，将人类自由和命运之间的对抗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声称完全屈服于命运的人是没有自由的，⑩只有奋起反抗命运的悲剧主人公才在斗争过程中证明了自由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证明是通过他“失去自己的自由”而实现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