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11-0001-19 一、理由与意义 在当代哲学的视域里，浪漫主义关涉人类意识的基本能力和现象，因而属于基础理论的范畴。不过，当论及德意志浪漫主义时，人们头脑中总会涌现出一个纷繁复杂、五彩斑斓的历史场景。在哲学领域，浪漫主义以及德意志浪漫主义虽然重要，却并非热门的论题，处于边缘状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浪漫主义不仅重要而且基础，尤其德意志浪漫主义在汉语学界一直以来乃是研究的热点；在政治和历史领域，人们更倾向于从长时段来看待和研究德国浪漫主义，将它的历史效果一直追踪至20世纪上半叶，这样，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从一种思潮演变为德意志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精神形态，作为社会微结构持续产生作用，而在特定的局势之下就会发挥特殊的作用。 陈述上述情况并非仅仅为了说明浪漫主义研究的现状，同时也想阐述我们之所以从事当前这项德意志浪漫主义研究的理由。就理由而论，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比如，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意识的情感部分受到高度的关注，而浪漫主义及其研究则事关人类情感的理论探索，而其实践则直接展现其现实的形态；更具体地来说，人类的浪漫情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应当是原创的和唯一的，那么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产生浪漫情怀呢？ 勃兰兑斯在近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说过，研究德意志浪漫主义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首先，这个题目大得吓人；其次，它被德国作家写过许多次；最后，由于分工的缘故，又被他们如此精深地研究过。”作为德意志文化近亲的丹麦人，他竟感叹无法如德意志人那样如鱼得水般地掌握和领会相关的资料。②在今天，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又几经层累，而我们身居与当时德意志大相殊异的社会、文化和国度中，又有遥远的时代之隔，自然会面临远大于勃兰兑斯所说的困难，因此，从事这项研究或许需要特别的理由。不过，学术研究的理由始终存在，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只要言之有理有根据，唯新则行。 理由的另一点乃是意义的有无。晚近几十年，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原著和研究文献陆续迻译成汉语，为汉语读者理解和认识这个德国以及欧洲历史上的重大思潮提供了可观的新材料和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但对汉语读者来说，这样的视野和知识还是不够的，因为自主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依据德文原著和其他第一手文献研究的缺乏，使得汉语读者对德意志浪漫主义总有隔膜之感。就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来说，德意志浪漫主义绝非仅仅是德意志的思潮或事件那么简单。德国哲学，尤其是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它的继承者和效仿者，对当代中国思想并进而对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德国唯心主义在现代中国始终是显学，人们对它的去脉虽然有所研究，但对它的来龙却不甚了解。在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过程中勃兴的德意志浪漫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发生了直接而密切的互动，彼此影响。康德哲学奠定了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基本哲学背景乃至基础教育，而德意志浪漫主义又构成了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境域和条件，更何况谢林原本就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重要成员。黑格尔哲学则采纳了相当多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观念和其他因素以为己用。当有人说黑格尔是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时，其所集的内容就包含不少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因素，而后者对全面和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就是必不可少的。又比如，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之时也是现代德国民族意识、认同和精神世界形成之时，浪漫主义的一些观念和因素整合和渗透至现代德国民族意识、认同和心理结构之中，而其中的若干以微结构的方式一直保留在德国社会之中，成为民众行动的观念根据和行为方式。这些观念因素和微结构也通过诸如黑格尔等人的理论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侵入其他文化之中。 就此而言，以中国的视野和观点并以汉语为载具研究德意志浪漫主义不仅具有充分的理由，甚至还有相当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与纯粹的学术理由或许可以结合在一起，促使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思想和社会演变的某些流派的源流，以及潜在地发挥作用的一些微结构形成的缘由。 德意志浪漫主义一般被视为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反动。从宏观上来看，这个观点虽然并不会被颠覆，但是从微观上来看，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这股思潮并不是简单地拒绝所有启蒙运动的观念，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所有主张。除了部分的拒绝和反对外，它对这些观念和主张做出特殊的解释，从而将它们引导至一个新的方向；后者不一定是逆流，但确实也不是顺流，而是斜流。这或许可以黄河改道夺他流入海来做比方。在这里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变形。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被后人视为启蒙观念正统的理性主义也曾发生类似的变形，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支流。 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意义，文章也谈到其他维度的理由和意义。 二、视野与方法 德意志浪漫主义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角度也各逞风流，然而，最令学者望而生畏的乃是如何定义德意志浪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洛夫乔伊最早提出了他的“不可能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有关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术语和观念太过混乱，而“这种混乱，一个世纪以来成为，而且依然是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丑闻，因为它不难显出大量的历史错误和对我们时代的道德和美学弊病不加辨别的可怕误断”，在他看来“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补救‘就是’我们应该完全停止谈论浪漫主义”③。伯林认为，洛夫乔伊及其弟子博厄斯尽管对浪漫主义研究的贡献甚大，但“他们却说错了。浪漫主义的确存在，它的确有个中心概念；它的确引起了思想革命。因此，揭示这种情况的确重要”④。 此外，同样困难的是，如何判定哪些人属于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比如说，克莱斯勒是否属于浪漫派？在萨弗兰斯基看来，按照施米特的机缘主义，他就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的研究中，他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赫尔曼战役》得到了重彩渲染般的研究。但在不少德意志浪漫主义研究者看来，他不属于浪漫派。 一些通常被视为理性主义或古典主义的，或至少不被算作浪漫主义的重要德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在此都被纳入了我们研究和讨论的对象范围。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他们的主体观念和思想是浪漫主义的，他们属于浪漫派。如果这样的话，就陷入了泛浪漫主义的想象。他们之所以被纳入德意志浪漫主义的研究视域，正是因为其观念和思想确实包含了浪漫主义的因素，而且在有些人物那里，其浪漫的观念和思想还颇有特色，相当鲜明。文本的根据和观点的论证——基于我们对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和特征的一般理解——是上述以及所有判断的立足之点，是讨论和分析的核心。这是本创新所在，但它同时也就面临人们可能的批评，因为它或许突破了先前人们对德意志浪漫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尤其突破了许多关于浪漫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之间界限的习惯认知和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