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渡”或“北归”：知识分子的抉择 张历君(以下简称“张”)：老师似乎对令尊令堂这一代人的历史角色一直很关注。您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②也注明献给您父母和他们那一代人。此中或含有深意？您似乎视他们为五四浪漫精神的“接班人”？您父母亲这一代应该算是“五四”的后一代吧，或可称之为“后五四”的一代？他们刚好比胡适、陈独秀这一代人年轻了一轮，也就是十多岁。五四那一代人大多生于清朝末年，也就是19世纪末；他们在20世纪初——1910-1920年左右——开始崭露头角，五四运动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而令尊令堂这一代人和民国大致同年，也就是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左右，在30年代初上大学。他们毕业后刚刚要发展他们的事业和抱负时，抗战就爆发了。这个战争时期，也是他们的内陆流亡时期。这段学术流亡历史的重点当然是西南联大——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间著名学府撤退到云南昆明后共同组成的联合大学。有的大专院校如中央大学，则迁移到大后方的首都重庆。这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老师近年一再在课上提及岳南撰写的《南渡北归》系列三大册纪实文学著作——《南渡》《北归》《伤别离》。③这个三部曲系列所讲述的，正是令尊令堂这一代知识分子从抗战到内战的经验以及他们最后所作的选择。书中的重点恰好就是西南联大，还有中央研究院。 李欧梵(以下简称“李”)：我都看过了。这三本书虽然严格来说不算是学术论著，但作者着实花了不少工夫，叙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和学术活动，难能可贵。不过，他书中的人物大多是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我的父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员，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也没有人为他们写一本大部头的集体传记，而且资料也很零散，例如各个学校的校史。然而抗战这一段又如何着手？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他们在1949年如何抉择？“北归”留在大陆，还是“南渡”到香港和台湾？而“伤别离”的文化含义又是什么？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国共内战，这一代的大小知识分子的面貌又如何？岳南的书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就是傅斯年，他选择到台湾；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陈寅恪，他选择北归，留在大陆，但差一点就去了台湾。我快将出版的回忆录只有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父亲，他选择南渡到台湾。我在回忆录第三章里，便分析他的这个决定。④ 张：记得老师曾在课上提及，岳南的书难能可贵之处，是他尽量把学术和政治分开，尝试用一个较客观的态度来描写那一代的人的抉择。老师可否再多谈谈您对那一代人的观察？ 李：当年不少知识分子都对国民党不满，因此同情共产党或者变成其同路人，也有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虽然钻在学术里面，不问世事，但私下还是瞧不起国民党。有的是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批评政府，但还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傅斯年公开批评宋子文，但他和他的老师胡适一样，属于自由主义，以批判时政为己任。傅斯年到台湾后担任过台湾大学校长，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为台大开创一小片自由的思想园地。台大有一个“傅园”就是纪念他的。 张：看来学术还是离不开政治？ 李：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把学术和政治分开过。中国的儒家传统就是植根于一种政治理想：非但学而优则仕，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才彻底反思这个政治性的理想和学术生活有无冲突的问题。西方学术追求的是抽象的真理，所谓truth，拉丁文叫作Veritas，哈佛的校徽上就只有这个字。古希腊有两种理想生活模式：所谓“行动的生命”(Vita Activa)和“沉思的生命”(Vita Contemplativa)，这是我的老师史华慈教授(Benjamin I.Schwartz)时常挂在口边的，他批评阿伦特(Hannah Arendt)太注重前者，但学者应该选择后者，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环境不容如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展开并深化“启蒙”的计划，另一方面却要面对“救亡”的挑战。所以李泽厚才会提出一个“双重变奏”⑤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迫于时势，前者逐渐被后者取代了，也因此才有刘再复所说的“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感叹。⑥我对于上一代或上两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还是很尊敬的。因为他们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还能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著作，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模式，例如：历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而非以朝断代；考古学的实证方法，由此而得到对上古的新认识；文学史和文学类别史(如小说史)的开创等等；还有学术的分科和文史哲以外的新科目，如心理学、社会学。这些都属于“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也算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我们在课堂上都教过。我认为“后五四”时期，也就是从30年代到40年代，是研发新知识的黄金时代，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学者从文学创作改向文学研究，例如女作家冯沅君，现代主义的旗手施蛰存；或作“两栖动物”：一边写小说或新诗，一边研究学问，郭沫若、陈梦家、闻一多，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以前的研究，太注重创作方面，忽略了知识和研究跟创作的互动关系。其实我自己在香港，也扮演着这种“两栖动物”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