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侨：族群与国家的相遇 冷战年代的归侨作家数量甚多，韩萌(陈君山，1922-2007)是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跨国流亡经验和冷战年代的人生道路，与其家国想象之形成过程以及由此衍生的张力存在密切的关联。 “冷战”(The Cold War)指的是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对抗，也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的重要主题。冷战发端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的“杜鲁门宣言”，终结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使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卷入其中，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方向和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冷战史研究蔚然成风，尤其是关于“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的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 欲了解“归侨”的含义，首先必须说明“华侨”的概况。当代学者对“华侨”“华人”“华裔”“华族”等概念有深入的辨析。①帝制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严守华夷之辨。明清朝廷实行“海禁”政策，海外华人被描述为“弃民”“逃民”“汉奸”等形象，后来被“华民”“华商”“华侨绅商”等称谓取代。②鸦片战争后，清廷迫于国际条约，允许国人出洋。华南地区的人民以“契约劳工”的形式迁徙到南洋。晚清兴起洋务运动，朝廷重视海外华人的政治忠诚和经济资本，李鸿章提倡保护海外臣民作为自强和主权的标志。孙中山启用“海外孤儿”和“革命之母”的说法定义华侨身份，强调他们在颠覆清廷、肇造民国的过程中发挥的政治能量。③1949年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南洋、香港地区的华侨社会展开激烈争夺，希望得到政治上和财力上的支持，于是成立“海外党部”“南洋华侨归国服务团”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南洋华侨萌发民族主义热情，由陈嘉庚领衔创办跨国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从1936年到1941年，马来亚共产党也在奋力争取普罗大众的支持，筹划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当然还有众多华侨返归祖国，投身救亡运动，包括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设置“华侨事务委员会”。从1949年到1960年，中国大陆大约有1000多万侨眷、60万归侨、6万归侨学生。⑤有学者研究晚清到抗战之前的厦门归侨，强调他们对促进市政建设和经济繁荣的功勋。⑥研究者还发现，来自印尼、马来亚的华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归国，主要原因是居住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排华运动，这些归侨被中国政府接送回国，安置在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他们经历了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的过程。⑦研究者指出，归国华侨可以划分为“传统型”“参政型”“难民型”“投资型”“专业型”，他们深度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繁荣、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30多万归侨在国内定居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回国定居的华侨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难民为主体。⑧ 在“知识社会学”的框架内研究华人华侨的思想状况与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角度。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深刻指出： 知识社会学所探求的是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各自不同的思想只是非常缓慢地出现。因此，一般来说不是思维的人，或甚至进行思维的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某些群体中发扬了特殊的思想风格的人，这些思想是对标志着他们共同地位的某些典型环境所做的无穷系列的反应。⑨ 具体到本文来说，那些来自东南亚的归国华侨就是曼海姆所说的“某些群体”，这些归侨的远程民族主义就是“特殊的思想风格”。从历史语境出发分析归侨文学，探究其家国想象的结构性特征和民族主义的根源，这就是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进而言之，关于归侨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下列问题意识：归侨作家如何想象海外华人与故国原乡的关系？华侨区分为哪些类型的社会集团以表达自己的中国叙事？华侨归国这个事件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华侨话语是否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裂隙和自我消解的张力？归国华侨这个“社会集团”从抗战到内战再到冷战时代的思想状况有起承转合的历史踪迹，涉及跨国离散、民族主义、文化认同等理论课题，海外华人的家国想象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不妨把韩萌的不同文体的作品视为一个开放、流动和相互补充的系统，通过跨文类阅读，考察以韩萌为代表的归国华侨在冷战年代显露出来的思想踪迹，在跨国的、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历史透视和批评思考，揭示其思想意识中的憧憬与失落、洞见与不见。 二、庶民的哀歌：韩萌的跨国经验与左翼思想 韩萌，原名陈君山，另署笔名“陈北萌”⑩，祖籍广东普宁，1922年出生于马来亚吉打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时跟随父亲回到普宁，接受中学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萌流亡桂林、贵阳，当过记者、编辑。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韩萌到潮汕与同学米军结伴，绕道泰国，回到马来亚，后曾在1949年南下新加坡。1949年，他来到霹雳州的和丰兴中教书。韩萌在新、马从事华文教育期间，结识经历相似的萧村、方北方等华侨青年，大家切磋文艺，砥砺节操，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当时的韩萌在东南亚和香港报章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例如中篇小说《七洲洋上》，此外还编印“海外文艺丛刊”。1950年6月，韩萌离开马来亚来到香港，主编《学生文艺》杂志，集资创办赤道出版社，编辑出版“赤道文艺丛书”(11)，印行《南洋散文集》和“南洋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头家和苦力》。方修、苗秀、赵戎、方北方、马仑、黄孟文、秦牧都对韩萌这个时期的作品颇有好评。(12)1951年3月，韩萌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他退休后定居潮汕地区，迟暮之年重出文坛，写出长篇小说《寻根奇遇》《柑园风雨》《台湾归来》。(13)由此可见，在30岁之前，跨国离散、辗转流徙是韩萌的个人生命史中的常态，这种生活模式为他带来地理空间的转换和身体主体的流动，伴随文化认同和政治意识的变化，这些元素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投下深浅不一的印痕，经过审美化、叙事化和形式化的处理，形成一种生动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显示韩萌作为华侨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在归侨作家群体中颇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