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初，太原和娘子关相继失守。中国军队陆续西撤，路上逃兵无数。丁玲所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在太谷县接到了转移的指示，她们要向东走，找到八路军的队伍。11月3日，计划在范村落脚的她们得到了已有一连溃兵驻扎的消息，这很可能是孙连仲的队伍，刚从娘子关撤下来。本着减少摩擦的原则，丁玲一行人在冀村落脚，也便在这时遇到了一支东北干部游击队。游击队由战地总会派出，壮大后要向八路军靠拢，丁玲接到的指示中也有与这支队伍同行的建议。现在，两支缺枪短药的队伍要一起面对在人数和火力上都占优势的逃兵队伍的威胁。逃兵连队也得到了不远处冀村有军队进驻的消息，打算趁夜逃走。游击队在冀村将其拦下，用计策赚了连长和连副，又在士兵骚动之际，得了西战团的帮助，将其全员缴械。两支队伍得以平安渡过危机，又惩戒了这支烧杀抢掠的人马。 这就是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冀村经历的那次“恐怖的、艰险的暗夜”①。西战团虽然一直在前线上从事宣传工作，但直接有“可能被歼灭的危险”②恐怕只有这一次。这段经历在当时就给团员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到了晚年回忆起西战团时，团员陈明和王泽江仍然对当时的细节如数家珍。③ 作为文学家的丁玲自然不会忽略掉此事的价值。丁玲曾回忆自己在行军路上最爱做的事便是“一任思绪跑去”，考察路上所见各种可以进入小说的人和事。④冀村之夜对她的触动相当大，以至于胡风来信索稿时，她首先联想到的便是“抽出一点时间，写一篇关于我们最危险的一夜，几乎全团消灭的事”⑤，指的便是此事。而她在事情发生第二天便专门责成团员张天虚“沿途问各方的关系人”写成调查文章，大量一手细节得以保留，我们也能从这个安排里看到她的浓厚兴趣与记录意愿。 丁玲后来完成了报告《冀村之夜》，此文收录在报告集《一年》里，1939年单篇发表在楼适夷接编的《文艺阵地》杂志上，后又被《文献》丛刊社转载到了杂志附刊《妇女文献》中。而回到延安以后，丁玲也常常向身边作家提起这段经历，她的同事雷加后来就以此为基础在1940年底创作了小说《五大洲的帽子》，被丁玲推荐给了在中国香港编《时代文学》的端木蕻良，形成了关于此事的又一版本。丁玲在1980年代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请求重编自己的散文集《丁玲散文集》与《到前线去》时再度收录《冀村之夜》，改动多处，又补充了一些信息。除此之外，由丁玲秘书王增如、李向东完成的《丁玲传》与儿子蒋祖林写作的《丁玲传》也对此事着墨甚多，尤其是后者，有很多渲染和调整的部分，不知是否包含了晚年丁玲的再阐释。⑥ 要之，“冀村之夜”流传有多个版本，这造成了考索其本事的困难。前文虽然综合各家表述勾勒了此事的大致轮廓，但此事有三支不同性质的队伍卷入，涉及方面众多。“事实是错综复杂的”⑦，但保留的“证词”都源于西战团一家。更关键的是，这件事情触及的正是抗战初期相当敏感的队伍间摩擦问题。前线生活的复杂面貌与意外巧合让我们无法遽断是非，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还原出一个真实可靠的“真相”。 讨论此事的价值也并不在各版本叙述的真伪，而正在围绕此事而形成的“多重叙述”。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学书写及后续诠释从1938年一直延续到1941年，在地域上也跨越了前线与后方、解放区与国统区，诸多与抗战文学有关的话题得以借此牵连，《冀村之夜》由此得以成为相当独特而有意义的个案。 一 “暴露”游击队？ 《文艺阵地》的编者楼适夷高度赞许丁玲这篇报告，认为她“用讽刺和暴露的态度，写出否定的典型，有着自己的积极的观点”，用“自己批判的精神，反映了革命战士之无限博大，实在是抗战文艺作品中处理否定题材时的最好的范式”。⑧这种评价虽然与文章原意形成了错位，但确实捕捉到了丁玲文章中对游击队的微词。这篇文章的结尾有一个附记，在1980年代之后的版本里被删掉，值得全文照录： 这篇纪事也许有人认为把游击队没有写的很好，但须明白(一)这游击队是刚刚组成起来的。(二)组成的份子是学生和旧式军官。(三)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四)游击队是好的，但难免偶尔也有不好的地方。⑨ 这意味着丁玲绝没有“讽刺”和“暴露”游击队的意思，至少绝没有树立一个“典型”的主观意图。附记正像是《在医院中时》结尾突然跳出来的无脚人，二者在结构的意义上分享了相似的功能。与《在医院中时》主要采用人物内视角相似⑩，《冀村之夜》主要选择的是从主任也就是丁玲自己出发的限知视角，虽然她曾专门责成团员调查此事并得到过一篇内容更客观、翔实的报告。(11)这意味着在《冀村之夜》的大部分篇幅中，主任与游击队对逃兵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形成了一种“杂文式关系”，而在结尾部分保留一种“沟通的(而非对抗的)、理解式的(而非控诉式的)眼光，一种现实性的眼光”(12)，这与《在医院中时》暴露出的是完全相同的症候。 附记的辩护策略是将此事个别化，其核心逻辑是：并不是游击队的问题，而是这支游击队的这次表现存在问题，丁玲的出发点是“去”典型化的。但这也就意味着丁玲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确实是游击队不好，所以即使是在这篇短短的附记里，我们仍能读出她的不满——“也许有人认为把游击队没有写的很好”——即使意识到文章要挑战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她也仍坚持了这种写法。丁玲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她在西战团半军事化的管理中也常常强调要分析事实，不要在私人的感情上随意发泄。(13)她之所以在这件事情的判断上如此笃定，是有着具体原因的，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事实加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