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诗人卞之琳同何其芳、沙汀等友人一同前往延安。没有停留多久，他随吴伯箫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跨过黄河，深入太行山内外，在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团部，做了一段随军的文学工作，尔后又返回延安。围绕延安、晋东南以及相关的革命、抗日工作，卞之琳在战地之旅的前前后后，写出了包括《晋东南麦色青青》《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报告类的文字，以及诗集《慰劳信集》。其中，初版于1941年的《慰劳信集》由二十首短诗组成，根据卞之琳的自述，这些诗“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余面”，以求“辉耀其余”，“在有限中蕴无限的意义，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① 卞之琳期许《慰劳信集》能够“鼓舞人心”，但却没有立即获得理想的反应。诗集发表之初，诗人穆旦就批评说“这些诗行太平静了”，只停留于“脑神经的运用”，“没有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②另一位批评家闻家驷则感到疑惑：卞之琳既到达过前线，但为何没有“带回一点战争的氛围或者血迹未干的战利品”，诗集的效果是有限的，只不过是“几个简单的手势，几幅轻描淡写的画景”。③作为战前成名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延安之行备受关注，《慰劳信集》也被期待为一次“转型之作”。批评者们尽管思路各异，但是着眼点类似，都关切卞之琳是否能够回应抗战语境下的“时代精神”。答案似乎也很明显， “机智”的诗风无力渲染抗战场面，面对战争事件，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乏善可陈。 近些年来，出现了对于上述批评观点的反思性研究。比如姜涛将“战地报告”系列阐释为“动态的画框”，在打开的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区隔有了松动，诗人的“客居”也转化为一个能动的位置。④再比如，范雪分析了卞之琳如何在战时自我重塑，赋予“文章”以新的价值和意义感，同时建构出一个独特的“国家”形象。⑤相关的研究以“后见之明”超越了战时评论者的局限，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对卞之琳的“偏见”，遗憾的是，仍然少有人注意到他本人的“阅读期待”。倒是他“西南联大”的学生，诗人杜运燮在1980年代曾点出过，《慰劳信集》对卞之琳有“变”的意义，关键在于“使他原来的读者和新读者发生了共鸣，发生了与前期诗不同的影响”，不过，具体怎样“共鸣”并未来得及展开。⑥而这些问题构成了重读《慰劳信集》的起点，本文的核心关切就在于：卞之琳所谓的“绵延不绝的感情”意指为何？《慰劳信集》又是在哪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鼓舞人心”？ 一 “可愧的国民” 《慰劳信集》的写作与1938年的“十万封慰劳信运动”有关。⑦该运动从8月一直持续到10月，由武汉文艺界率先发起，随后得到延安的积极响应，目的是为前线送去后方的支援。“慰劳信运动”的包裹里有草鞋、毛巾、八卦丹、云南白药等物资，但主要还是某种精神层面的“慰劳”，意欲把对抗战的支持传递到前线。例如，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慰劳信就十分典型：“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们：希望你们继续发挥你们英勇精神奋战到底，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一切后方的同胞都是援助你们的。”⑧就组织性和社会性来说，“慰劳信运动”的反响强烈，在它的影响下，卞之琳一改“茫然状”，明确了言说对象。《慰劳信集》引入书信体例和“你们/我们”的对话结构，突破了以往内倾的抒情向度，对前线将士的钦佩和崇敬之情，显然也感染着卞之琳。“世纪末”的意象不见了踪影，诗人虽仍然使用隐喻，但没有任何滞重，理解起来也异常清晰。 “慰劳信运动”的主调是鼓舞，但与此同时还有种情感特别值得注意，即由于“你们”在前线牺牲，“我们”只能避居后方而生出的愧疚感。比如，当时就有医生团体发起“义诊运动”，后方各个机构纷纷响应，表示愿为抗战提供治疗上的保障。有一封来自医生团体的慰劳信就躬身反问：“前方的将士舍得他的生命，我们还舍不得一点时间和车费吗？”⑨如果说医生还能救死扶伤、减轻将士的伤亡，那么诗人作家们呢？可以想象，当眼前的炮火正酣，“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情会不断催生自我询问。在抗战初期的热潮里，不少“书生”感到“报国无门”，不知道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文学在救亡中能起多大作用也成为问题，一度引发很多人“前线主义”的焦虑。1938年，在“民族革命大学”执教的萧军就辞职前往五台山参加游击队，在“文学旅程”和“加入军队”之间选择直接投身前线。⑩1942年，年轻的穆旦放弃刚刚获得的教席，作为军队翻译，跟随杜聿明的远征军前往缅甸作战，在其背后，则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弃学(教)从戎。(11)战时的职业转辙与平时不同，不少职业选择依据于军事行动和战时情境的需要。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抗战工作时，抱着更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心情往往也慷慨激昂，何其芳就不无真诚地说：“我们愿意用一万个泰戈尔换取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国家。”(12) 愧疚并非自谦或故作呻吟，而是当时普遍萦绕在文人心头的苦恼，卞之琳自然也不例外。“慰劳信运动”致敬的对象都是参加实际工作的人，对此，卞之琳都看在眼里，引以为参照。1938年初到延安时，目睹青年男女们徒步跋涉的盛况，他就为自己驱车前往而坐立不安，感到“心中有愧”。(13)于是，“惭愧”也成为战地行最先带给他的感受之一，直至旅程结束返回成都后，他还是自称“无能”，感到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有限：“从抗战的观点上来说，则我还是一个虽欲效力而无能效多大力的可愧的国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