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23)05-0151-10 DOI:10.13885/j.issn.1000-2804.2023.05.014 新文学的开山鲁迅先生是十分重视各种文学选本的价值的。鲁迅特别强调选本在专集、文学史和文学传记之上的独特价值，并有独特的选本“专论”①。事实上，各种文学选本的出现，各有目的。新诗诞生以后，各种诗歌选本的出现，更是如此。如由许德邻选编的现代新诗的第一部选本《分类白话新诗》，其选编目的就是“须要把白话文的声浪，竭力的提高来，竭力的推广来，使多数人的脑筋里，多有这一个问题，都有引起要研究白话诗的感想，然后渐渐地有‘推陈出新的希望’。这个：就是编这一部白话诗稿的本意。”[1]17诗论家、诗人冯文炳认为，选本选诗就应该选最好的：“让我说一句公平话，而且替中国的新诗作一个总评判，像郭沫若的《夕暮》②，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比我的诗却又容易与人人接近，故我取它而不取我自己的诗。”[1]41著名编辑家赵景深《现代诗选》的“编者序”认为，“选编的标准略带主观，即以我个人的爱憎来做去取的标准……我希望这部书能合于初中学生的阅读。”该书的广告词认为，“此篇为赵先生极精粹之作，把十年来所读新诗的意见一股脑儿都放在里面了，可说是一部缩小的现代中国诗史。”[1]174以这样的选学思想并结合新诗史发展历程来考察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我们会发现这个选本的最大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的“以诗存史”的选编目标，为我们一睹新诗风采提供了一部最佳的新诗选本。它包含的独特的诗学观念、独特的叙史意识及其经典意识，使它比赵景深的《现代诗选》式的“一部缩小的中国现代诗史”的价值更大。它为一般读者接受新诗、也为我们研究三十年新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本。 何以得出如此结论？这是因为在已经出版的1919-1949年的现代诗歌选本中，除了基本的新诗年选本之外，与许德邻《分类白话诗选》(崇文书局1920年版)③、陈梦家《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1937-1949)、《现代创作新诗选(新编文学读本)》(中央书店1940年版)、沈仲文编《现代诗杰作选》(青年书局1932年版)、赵景深编《现代诗选》(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俊生编《现代女作家诗选》(仿古书店1936年版)、金重子编《抗战诗选》(战时文化出版社1938年版)、魏冰心编《抗战诗歌选》(正中书局1938年版)、孙望《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3年版)等新诗选本比较，闻一多的《现代诗抄》虽然后出，也没有单独出版，但它却以明确的“选学”意识，优良的选本“正文”，成为现代诗歌选本史上最好的选本之一，为我们审视新诗发生至1949年三十年新诗历史和成就提供了最佳佐证，也为我们认识百年诗歌史和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文学选本是某些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也可以引领文学思潮。就后者来说，新诗的一些选本，曾经引领了新诗潮的发展。如新诗第一部选本《分类白话新诗》，明显引领了白话新诗潮的发展，而新诗史上非常有特色的选本《新月诗选》，则引领了针对白话新诗之弊端的新诗规范化运动。就这一意义来讲，闻一多《现代诗抄》与孙望《战前中国新诗选》的这种倾向最为明显，他们“选有事之诗”，通过大量选择抗战诗歌，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学思潮的发展。而且，《现代诗抄》明显超越了《新月诗选》，其以“新月”诗人居首并选编了大量抗战诗歌，昭示出闻一多独特的诗美为主脉的叙史观、现实主义诗学思想和经典理念，为新诗选学和选本批评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一、选本批评与学术史视阈 闻一多生前编就的《现代诗抄》选本④，没有发行单行本。但在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和1993年孙党伯等编的《闻一多全集》中做了收录⑤。在孙党伯等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中，《现代诗抄》占了一半的篇幅(该卷总计640页，《现代诗抄》占317页)。《现代诗抄》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新诗选本，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闻一多独特的“选学”思想、诗学趣味和叙史意识，在闻一多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现代诗抄》不同于《新月诗选》的流派诗选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十年”断代选本，也不同于1956年臧克家在革命与政治美学引领下编选的《中国新诗选》的示范性、“学习性”选本。其独特性在于，它“以诗存史”，是以诗人、学者和文学史家的视野编撰的、能够展现中国现代新诗三十年历史与成就的颇有价值的新诗选本，同时也是闻一多与世界诗坛对话的产物⑥。它在现代“选学”及其选本批评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现代诗抄》虽然没有“序言”、选编说明、“编者话”等一般选本的惯常内容，但其貌似“选本”编订的大纲，却透露出编订者周密的“选学”思想：因为《现代诗抄》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目录”，该“目录”不同于一般的标明全书内容的书目“目录”，而是包含了“新诗汇目”“新诗过眼录”“待访录”和65位诗人、193首诗作等丰富内容。这个“目录”，实际上表明的是闻一多鲜明的“选学”意识——选一部新诗选集，不仅是把诗人挑出来，简单地排列其诗作，而是包含选者一定的选学思想、文学史意识和经典意识等丰富内容的诗学实践行为。所以，“目录”之后的第二部分就是选编该诗选的来源“新诗汇目”。“新诗汇目”包含了诗集、选本、期刊、事略、批评、论说等六部分。在这一部分，闻一多明确提出了“选本”概念或范畴，把“选本”与“事略、批评、论说”并列，显示出“选本批评”的明确诗评意识。《现代诗抄》“目录”的第三部分是“新诗过眼录”。指的是闻一多“看得上”或已经阅读过的各种新诗选本、别集、选集及诗歌专刊。这一部分包括别集、选集、专刊三类内容，是对“选诗”来源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待访录”，包括别集、战地歌声、选集、专刊等内容。很显然，“过眼”指已经阅读过和浏览过的，“待访”则是有待访谈或深入阅读的诗歌专辑、诗刊及各类选集。所以，《现代诗抄》选本正文前的这几项内容极有学术与批评的“意味”，它切切实实地交代了《现代诗抄》诞生的复杂过程：既交代了《现代诗抄》的史料来源，又交代了它是各种选刊及“事略、批评、论说”的结果。因此，尽管这个“目录”内容显得极为简化，但它表明闻一多的选本及“选本批评”意识相当明确，也表明他也为编选这个新诗选本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