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23)05-0099-09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发表在《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3期上，问世之后，迭有好评。但也有一些争议，如将人道主义引入革命叙事的问题，如婚恋结构颠覆甚至瓦解革命结构的问题，这些都值得继续讨论。 一、视点与描写 我以为讨论的基础是文本细读，而不是其他一些东西。从作为读者的感觉出发，大概最容易感受到的有两点，一是小说中的母亲对春宝、秋宝的母爱，二是她对皮贩、秀才妻子的嫌恶以及相应的对秀才的好感。这两点都没有错，可以在小说中找到足够多的描写加以印证。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两点，是视为隐藏在革命结构中的异构，还是分析这两点如何在革命结构中生成？造成这两点的小说中的具体描写，是出于作者的自觉控制，还是机械铺陈？这就要从小说的开头说起：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忙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博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1]95 这个开头看上去是一种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叙述者在全面介绍皮贩变得“非常凶狠而暴躁”的前史，但细读会发现，叙述者并不是全知的，叙述者甚至不知道皮贩为什么“烟也吸了，酒也喝了，博也赌起来了”，只能猜测“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由此可见，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小说不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从这一观察出发，小说的第一个分句“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显得别有深意。为什么是从“她”开始，而不是直接从皮贩开始？除了顺着题目中的“母亲”而来的文气，更重要的是，作者试图贴着“她”来写。从文章谋篇布局的意义上读出作者写“命题作文”的意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小说的意义上读出作者贴着人物来写的意图。正是因为作者始终在小说中自觉贴着“她”来写，所以通观整篇小说，只有对“她”的心理描写，其他人物，无论是“她”喜欢的、眷恋的，还是不喜欢、不眷恋的，都没有获得心理描写。如果将心理描写视为支撑一个小说人物的行为、言语、道德……的合理性来源，那么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就只有主人公获得了支撑。意识到这一点对小说的理解非常重要，足以在充分重视主人公的选择和心理基础的同时，即在付出同情式阅读的同时，将主人公的选择和心理基础视为作家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为奴隶的母亲》的理解，并不是对哪一个小说人物付出人道主义式的同情那么简单。事实上，正如小说第一个分句“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本身包含了“她”和皮贩两个具有关联的异质性因素一样，作者在贴着“她”来写的同时，暗示了“她”的视点之外存在的一些因素，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直观地说，皮贩为什么变得“非常凶狠而暴躁”，不是仅仅通过“她”的视点能够理解的。而且，“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是一个主语模糊不清的句子，它意味着造成皮贩凶狠暴躁的原因是模糊不清的，“她”无法理解皮贩的变化。同样地，整个小说所关联的人物和社会结构，显然也不是仅仅通过“她”的视点能够理解的。作者对于“她”的视点的有限性，有诸多提示，除了开头说明皮贩曾经是一个不凶狠而暴躁的人，还借助“她”眼中欲言又止的皮贩的形象做了精彩的提示。当皮贩对“她”和盘托出整个典妻的事件时，小说有两处笔墨是非常有意味的，一处是皮贩陈述被王狼逼债后的心理活动，“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一处是皮贩面对“她”的诘责无言以对，“他似乎渐渐发怒了。也就走出门外去了”。皮贩“想来想去”想了些什么，“走出门外去”干了些什么，应该都是有丰富的心理内容的，作者选择了一笔带过。但这一笔带过显然不是笔力不济，而是有意为之。作者在写皮贩走出门外去了之后，第一次正面展开了“她”的回忆，而在“她”被典三年之后回家的路上，又写“她”想跳河而不跳，“在水边坐了一回之后，她还得依前去的方向，移动她自己底影子”，两相映衬，作者意在暗示皮贩面对家庭的悲剧，并不与“她”处在对立的位置上。甚至毋宁说，作者意在暗示欲跳不跳的“她”终于在那一刻与“非常凶狠而暴躁”的丈夫达成了和解，“她”终于理解丈夫的选择，决定与丈夫共命运，继续挣扎着活下去。因此，与其把皮贩当成“她”的对立面、把秀才当成“她”的同一面来理解，不如反转过来，看到表面的“非常凶狠而暴躁”背后的共同命运和情感以及表面的“温良和善”背后的不同命运和情感。 而且，我以为“她”初见秀才夫妻的描写，也是值得好好细读的： 春天的细雨，从轿子的布篷里飘进，吹湿了她底衣衫。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来迎她，她想：这当然是大娘了。可是只向她满面羞碍地看一看，并没有叫。她很亲慝似地将她牵上沿阶，一个长长的瘦瘦的而面孔圆细的男子就从房里走出来。他向新来的少妇，仔细地瞧了瞧，堆出满脸的笑容来，向她问： “这么早就到了么？可是打湿你底衣裳了。” 而那位老妇人，却简直没有顾到他底说话，也向她问： “还有什么在轿里么？” “没有什么了，”少妇答。[1]105 这段描写表面的意思就是小说接下来所写的“她”的感受，“秀才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连大娘，实在也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妇人”。此后，小说写“她”进一步感受到秀才的“温良和善”和大娘的“很有心计”。这就意味着，以“她”为视点展开的描写是逐步缩减人物的丰富性的过程，秀才只剩下“温良和善”的一面，而大娘只剩下“很有心计”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如果征用关于“典妻”现象的社会学材料来分析“她”的心理过程，也许会另有收获。从小说的视点和描写的角度而言，作者进一步呈现的是“她”作为视点所带来的不可靠性和有限性。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不否定从“她”眼里所感受到的秀才的“温良和善”，也应当充分重视大娘嫉妒和抱怨时所说的话： 这个儿子是帮我生的，秋宝是我底；绝种虽然是绝了你家底种，可是我却仍然吃着你家底餐饭。你真被迷了，老昏了，一点也不会想了。你还有几年好活，却要拼命拉她在身边？双连牌位，我是不愿意坐的![1]117-118 这段话透露了不少秀才的“温良和善”所包裹的秘密。首先，妻子叫破了秀才贪恋女色的秘密。从秀才夫妻不可靠的叙述中，大概可以看到，他们虽然不是一直很恩爱的夫妻，但也有过恩爱，夫妻关系的变化肯定与女方年老色衰且不育有关系。这就与“她”初见秀才时的描写大有关系，秀才是“仔细地瞧了瞧”之后才“堆出满脸的笑容来”，秀才见色起意了。这虽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行为，但却意味着秀才对“她”的“满脸的笑容”既因色而起，难免不随色而变。因此，小说写“她”和秀才临别之际的细节，尤其微妙： 秀才悄悄地走向她，从她背后的腋下伸进手来，在他底手内是十枚双毫角子，一边轻轻地说：“拿去罢，这两块钱。”[1]124 在嫉妒“她”眷念疾病困窘中的前儿前夫的情绪中，秀才能不计钱财的得失，临别之际还能悄悄塞钱给“她”，的确是非常“温良和善”的。但他一边付出钱财，一边却并不愿意理解“她”为何“在睡梦中突然喊起来”，只是怨“她”眷念前儿前夫而已。由此可知，秀才真正在意的是对“她”的占有，而不是“她”的悲哀。因此，“从她背后的腋下伸进手来”这一细节，看上去是秀才避开妻子的合理行为，但避开妻子，“悄悄地走向她”就够了，仍然要“从她背后的腋下伸进手来”，暴露了秀才对“她”的身体的占有欲。色衰爱弛，大概是秀才的“温良和善”所包裹不住的秘密。小说快要结束时写自己半路雇轿子的“她”的样子，“轿里躺着一个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那么的中年妇人”，从“春天的细雨”变成“干瘪的黄菜叶”，这大概是秀才最终决定不留下“她”的更为真实、隐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