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23)05-0001-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3.05.001 读书、忆旧，是孙犁晚年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内容。愈到晚期，其怀旧和自省的情绪愈浓，文章也愈加沉郁、洗练。他的“童年漫忆”“乡里旧闻”，以及对父母和亡妻的纪念，展现了比其前期小说更加丰富的乡土世相、人情物理，乡愁中隐含一丝忏悔，文字百读不厌。同时，他还有一些写友朋故旧的文章，背景主要在“进城”以后，与其精神生活、职业生涯关系更大。这类作品所写内容，往往直接体现社会现实，笔下人物的行止和命运，也构成孙犁人生的一部分，这类是回忆，也是写现实。本文所论，主要是后面这一类。 孙犁晚年总结写作经验时说，一，“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之事”；二，“不写伟人”，“不写小人”[1]55。第一方面，与他“远离政治”的一贯心态有关。他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2]104不写伟人，盖因“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则是遵循“宁过于君子，勿过于小人”①的古训。孙犁这些带有传统中庸色彩的经验之谈，个人语境重，不宜做字面的机械理解，但“不写小人”，却昭示了一个事实：孙犁刻画的人物，即便不能称做君子，也绝非小人，无论孙犁对其好恶褒贬如何，这些人都是值得写的。 一、君子之交 孙犁曾自责，“余于友朋，情分甚薄”[3]401。但实际上，他只是性情疏淡，不好结交而已，加上晚年孤独，体弱迟惰，使人以为其冷。只要稍微观察，便可得知，孙犁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其散文作品中有大量书信，便是明证。 《芸斋书简》中，孙犁晚年通信最多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叫邢海潮的人。从1989年3月开始，到1995年6月，孙犁致邢海潮信达83封②。1988年春夏之交或1989年初③，孙犁接到失联五十多年的高中同学邢海潮来信，二人遂开始了书信往还。他俩曾于1931至1933年在保定私立学校育德高中同班两年。孙犁在文章《老同学》中回忆道：“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工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4]73邢海潮是河北赵县人，读书时家境较好，故高中毕业便直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孙犁家境虽在当地算小康，但育德中学六年的昂贵学费，已使其父不堪重负，故高中毕业后，没再考大学，而是按父亲的希望去考邮政局，但在英语口语环节失利，没有取得铁饭碗。孙犁在北平市政局职位上失业后，邢海潮曾陪他找过中学国文老师孙念希想办法，还借给他五元钱。但这五元钱孙犁一直还不起，有一次海潮写信给已回家的孙犁，说二胡弦断了，手头没钱买新的，委婉暗示老同学还钱，而孙犁那时实在没钱——《报纸的故事》中曾写道，他那时想订份《大公报》，都得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求——回信叫海潮去北京图书馆查报纸，看看有没有他新近的投稿发表。为此，邢海潮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北京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京津报纸，结果没有孙犁的东西，孙犁这五元钱也就欠了下来。忆及三十年代初这段往事，孙犁有点忍俊不禁说，“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4]74。邢海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5]74-76，但因曾在“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4]74，后来处境不好，晚年妻、儿离世，他孤身一人回到河北乡下投靠弟弟，帮助编县志，但生活拮据，意气消沉。孙犁曾叫家人给邢寄去二百元钱，既是接济，也有还债的意思[4]73-75。自此，他设身处地关心这位落魄的老同学，为他介绍审稿差事，又建议和敦促他写文章向报纸投稿。1989年6月23日致海潮信说：“弟冒然询兄，如精力有余，是否愿从事一些业余工作，如代出版社看一些古籍文稿……”7月26日信说：“关于兄业余做些事的问题，弟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谈过，该社社长郑法清同志说，最近想去石家庄，顺便到赵县和兄面谈一切……”9月23日信：“目前，出版社事多，郑君恐未能去石家庄。因之亦未到兄所。”1990年1月23日信：“郑法清出国刚回来，最近他会写信给你的。”4月12日信：“前与郑法清见面，彼谓俟书稿到后，即与兄联系……”[6]524-528彼时，百花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古代散文丛书”，孙犁认为审校古籍书稿，既是邢海潮专业所长，又能有笔不错的薪酬，故频繁联系郑法清。但这套书迟迟未能上马，其间，邢海潮多次致信孙犁询问，孙犁则每信必复。郑法清回忆道，“那时我工作确实很忙，整体东奔西跑。孙犁同志一时找不到我，于是信中不无‘郑法清是个忙人’，‘办事拖拉也无准则’之类的话。后来，这些信件在《长城》发表出来，孙犁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清啊，最近我在《长城》发表了一批信件。其中多次提到你郑法清。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听后哈哈大笑：‘那有什么，你不就是找不着我着急嘛!’”[7]277另一方面，孙犁鼓励邢海潮投稿给报纸，他一方面向报社推荐邢的稿子，另一方面又以编辑的视角，给海潮提建议。“报社传话，兄之大作，他们可能选用数节。以弟所知，近年颇有些人，写这种文章，兄所记，有些已谈过。他们一定是选用新内容的。”最初邢的文章多谈戏曲，报纸采纳不多，孙犁建议道，“您还可以写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文章，知识性的或趣味性的。可否写一篇回忆钱穆的短文？”[6]524-532“兄撰论赵高一文，金池转给(《天津日报》)《百科之窗》版刊出，弟已拜读，写得很好。金池编的版，不大登此类文章。今后比较深奥的历史短文，可寄给《今晚报》的达生同志。”[6]541在孙犁悉心关怀下，海潮撰写历史和文学掌故方面的文章，终受欢迎，他也成为《今晚报》的经常撰稿人。 在孙犁致邢海潮的八十多封信中，最多的内容是他为老同学出点子、联系出版社和报刊编辑、寄书寄文、敦促打气，即便自己病体孱弱时也如此。1993年他大病初愈，就给《天津日报》编辑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写信，继续为邢海潮介绍投稿或校稿工作，还想办法将自己给邢海潮的通信寄到《长城》杂志发表，稿酬则分了一半给海潮。1993年4月25日邢海潮致孙犁信说：最近因事外出十五天，4月23日返回邢村，其弟江潮告诉天津孙犁汇来人民币一百六十元，“从汇款单附言中知悉乃孙兄在《长城》杂志发表书简稿费之半数。弟深感兄之惠受，但却有‘踧踖不安’的心情。”[8]161当邢海潮终于逐渐走出生活困境，老有所为，精神有所寄托而身体亦转好时，孙犁满心高兴。与邢通信中数年如一日的日常关切，嘘寒问暖，呈现了孙犁重情仗义，以及过去不太为人所知的细心关照他人的一面。孙犁自小因父母溺爱，又自恃“家有一点恒产”“不愁衣食”而对生活琐事几乎一窍不通，母亲称其为“大松心”[9]3-14，后来又长期养病，对家事和亲人有所忽略，《亡人逸事》和不少回忆亲人的随笔，透过平淡的语言，能感觉到其内心的隐痛。然而从晚年他与邢海潮的通信看，孙犁对需要帮助的人，竟能如此细心周到、体贴入微。1994年10月10日，他给邢海潮信说，“收到来信，知兄冬季取暖，已准备就绪，甚慰”[6]568，而那时，他自己刚刚经历大病，做了胃部切除手术后不久。邢海潮对孙犁“数年以来不以庸樗见弃”，“多方诱掖慰勉，奖饰荐拔，并惠寄书册现金，抬爱优渥”，十分感激，多次在信中发自肺腑说：“兄实乃弟晚年之最大支柱也。”[8]159对于赵县有关人士托邢向孙犁求书求字，孙犁总是毫不犹豫慷慨满足，给这位晚景凄凉的老同学以切实的帮助。他对邢始终很尊重，写信一直称“海潮学兄”，落款则署“弟犁”，字里行间，热忱和仗义可掬。看到邢海潮信纸粗劣，孙犁还时常给他寄一些好稿纸。邢那些“来自一个县城粗糙简易的信封信纸”，孙犁都“将所有来信平平整整按时间顺序捆扎有序仔细保存”，与之对照的是，“许多名气甚大的作家、编辑约稿信，他并不保存。冬天点炉火用了，一捆捆的”[8]159。孙犁常说，他只愿雪中送炭，不喜锦上添花。与邢海潮书信交往，体现了孙犁这一性情。 二、友直友谅 孙犁经常感喟，“少年时的同学，在感情上，真有点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的味道”[10]67。《小同窗》就写他与初中同窗、终身好友李之琏之间几十年的手足情：他们十四岁时在保定育德中学同班，“后来我休学一年，关系还是很好……李长得漂亮，性格温和，我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10]66。后来，李之琏上了北平的法商学院，孙犁升了高中；再后来，李入狱，孙犁正在北平谋生，他“胆小，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约了一位姓黄的同学，一同去看他”。隔着一个小小的窗口，孙犁“和他谈了几句话。我看到他的衣服很脏。他平日是很讲究穿着的。我心里很难过，他也几乎流下了泪”。抗战开始，李之琏任吕正操人民自卫军民运部长，孙犁被他动员参加了部队，“因为有他，我出来抗日，父亲的疑虑就减少了。我是独生子”[10]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李由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升任中宣部秘书长，1958年，“因为替一个作家(按：指丁玲)，说了几句话，一下就成了右派。先是下放劳动，后来就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