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23)05-0013-19 DOI:10.19411/j.cnki.1007-7030.2023.05.002 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文学界居于首位、最为重要的文学奖项,其获奖作品大多具有丰厚的文学底蕴并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品质。2000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5年苏童的《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两部作品在美学意蕴与精神内核方面,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南方诗学风格与叙事美学特征。 文学的南方,是苏童30余年的创作中始终存在的诗学与叙事美学特征,并在《黄雀记》中获得了更为成熟圆融的集中体现;王安忆的《长恨歌》,尽显沪上南方诗学风格与叙事美学,这无疑是作家找到的只属于这部小说的一种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唯一性,它与《长恨歌》的故事和人物是互相成就的,惜尚未有人将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同《长恨歌》小说叙述的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作更深一步的阐析。而在此将两部成就斐然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其共同具有的在重构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方面的典型特征,对于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将“南方”作为他们书写中国故事、重塑中国影像的出发地与回返地,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赓续与创新性发展,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南方叙事母题的重构与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不同的作品文本,总是对应着作家独特的内在精神世界。王安忆在2003年的一篇《自述》文章当中,曾经回溯她过往十年的小说创作道路,她觉得自己最初写小说是为了倾诉,她觉得自己最初的小说写作是“类似童年的协调一致的情境之中”,所以倾诉多带有自然的需要,随着她写作的发展,她意识到了“创造的需要”和个人经验的有限性,也初步意识到需要一种“逻辑的推动力量”来找到恰当的小说形式的问题,她认为“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叙述的方式”,但她自觉还无法以清晰的理论来概括它,她意识到当时的这种对于小说叙事方式的认知,还只是一种“审美的观念”,围绕这个观念,王安忆虽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已经知道“不要什么”,她声称“这种观念,已经成为我写作小说的理想了”。①其实,她对于这样一种审美观念的感性叙述,恰好就对应了她发表于1995年并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她在小说中所作的“续上海繁华旧梦”的文学书写,就是她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了一种恰好的、恰当的、唯一性的叙述方式,她在小说当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南方诗学风格以及对于沪上前尘今时叙事美学的重构,缔造出一种独属于王安忆、独属于《长恨歌》的叙述方式,衍生出了一种彰显独特的沪上诗学与叙事美学特征的书写方式。 苏童的“香椿树街”叙事母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先锋派文学时期就开始了。在苏童30余年的写作时间里,这种叙事母题不仅不见消散或出现叙述上的疲惫感,反而被指称是“愈演愈烈”,②到《黄雀记》中的“香椿树街”叙事母题已经呈现出艺术上相当成熟圆融的态势,在“香椿树街”少年成长叙事的基础上,青春成长叙事较此前格外增加了对时代流转变迁与社会现实的两相对照和互渗,并将“丢魂”“找魂”与“捆绑”作为具有丰富的隐喻色彩、高度象征化的意象,试图映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椿树街上的人们面对时代巨变的心理症候,并对香椿树街这一南方街道上住着的人们的时代精神肖像作出关注,关注他们在变化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的一种精神样貌。这位被评论家称为是当代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自我阐释时常超越他人阐释”③的苏童,不出意料又出人意料地声称他虽然“写了很多年香椿树街的故事”,自谦“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却将《黄雀记》标示为自己“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并将其称为是自己“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④ 已有研究者勾勒出苏童的小说叙事,一直试图在小说文本中重构一个独具精神特征和美学意蕴的文学“南方”。⑤既然《黄雀记》被作家苏童本人视为是其香椿树街叙事小说序列里最为成熟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为其香椿树街叙事标签式的存在,那么,“文学南方”和“美学南方”在《黄雀记》里,就继续表现出苏童那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性,以及关于香椿树街南方叙事的原创性诗学特征和美学意蕴。“南方”作为一种意义和存在,在《黄雀记》里,是通过祖父的丢魂、找魂,来反观并与历史接通;而在当下现实里,南方更是作为一种地域、风物、民情、人文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渊薮,体现出充满着水性潮湿氛围甚至是暗郁气息的南方独有的一种趣味与审美。 为什么“南方”诗学与叙事美学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呢?这里有中西方的渊源和创作方面的典型特征作为研究与立意的基础。在世界范围内而言,“南方”得到几乎公认的源头是,美国的福克纳对于“南方”这个写作概念的形成,这个作用不可忽视。福克纳的家乡被称为只有邮票般大小,但他虚构出了“约克纳帕塔法”。他用15部长篇小说和一众短篇,组成了号称“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作品序列对家乡作出艺术重构,将美国南方在200多年里的社会生活的流转变迁,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命运的变动不居,悉数展现;在对家庭兴衰史的书写当中,他写出了心灵与精神的震荡,刻画出了人性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