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3)05-0001-09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23.05.001 “体制化”既是红色文艺的本质属性，也是其“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现在学界对于“体制化”文艺存有一种偏见，认为这种文艺“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依照我们的文学常识，举凡经典都是出自于自由个体的精神创造”①。“体制化”在“极左”年代的确曾对文艺创作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彻底抹杀它作为一种保障机制的历史贡献和正面意义。因为文艺创作并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空间里所展开的精神活动，文艺工作者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自存在。如果一定要摆脱“体制”去强调绝对个人的“绝对自由”，那么“追求不同目的的自由人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②所以，“体制化”文艺是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其政治导向，去建构一种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体制”文化的受益者和真正主人。百年红色文艺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体制”文化的保障作用。 一、体制化与红色文艺的保障机制 “体制化”文艺的一大优势，就是对文艺生产者提供生存保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在教育部下面成立了一个“艺术局”，直接领导苏区辖地的文艺工作。除此之外，中央苏区还在瑞金创办了“工农剧社”和“蓝衫剧团学校”等文艺组织，在湘、赣、闽、粤、鄂等根据地广泛开展“俱乐部”与“列宁室”运动，建立了一套报刊杂志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发行系统，③并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和管理“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剧团等等的工作”的重要性。④不仅如此，苏区还在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文艺工作大力支持，甚至还派部队去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像湘鄂赣省委的“万铜丰剧团”，“全团有导演、琴师、演员共四十三人”，军分区不仅拨款3000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还“成立一个直属红色警卫连，有枪七十余支”，陪同剧团到部队和农村去进行演出活动。⑤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比如，“1937-1948年，整个延安时期，共存在过至少75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大类”⑥，而“延安时期的文艺家绝少有，甚至没有散兵游勇式的个体创作活动，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社团和组织”⑦。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工作者给予了很高的生活待遇，在当时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投入大量资金出版刊物、进行戏曲公演、举办美术展览等活动，以确保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能够得到发表。延安时期，“每月竟有了近乎几十万字底文艺作品产生”⑧，同时成立有十多家文艺团体，上演过大约300多部剧目。因此，延安文艺的“体制化”实践，为新中国文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层面上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宣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把关者，文化部和出版总局是文艺演出、文学出版的行政管理者，“文联”与“作协”是文艺创作的业务组织者，可以说新中国文艺的生产过程，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体制化”的优越性，首先是使数十万流散于民间的戏曲艺人，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在文化上逐渐脱盲、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生活上有了保障，就像老艺人马彦祥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艺人追求进步的热忱逐日高涨，学习已成为艺人自觉自愿的要求”⑨。而文学作家也大都职业化，不仅挂靠在“作协”领取固定的工资，还可以依靠版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生活水准也远在普通民众之上。如果没有“体制化”所起到的保障性作用，新中国文艺绝不可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妄谈民国时期文化人的生活待遇，这是一个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荒谬之见。民国初期，的确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收入很高，像胡适、鲁迅、张恨水等都收入颇丰、衣食无忧。比如，老舍说他在青岛大学教书时，除了薪酬还有稿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至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⑩。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像刘雪苇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叶紫病重无钱医治只能返乡等死，这才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生活境况更是一落千丈，无论名气大小都只能是艰难地活着：老舍“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就靠着那不规则的稿费”，经常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但他还必须坚持写下去，“不写，全家喝西北风”。(11)张恨水在陪都重庆照样陷入了生活困境，只能是哀叹“入蜀三年未作衣”“瓦盆久唱食无鱼”(12)。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为了一家老小能够填饱肚子，也是在靠倒卖布匹来维持生计。闻一多更是不得不替别人刻印章，尽量多赚点外快以补贴家用。 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延安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生活境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延安地区的物资匮乏，但中共却给予他们最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仅吃穿与中共高级干部同一标准，而且还有稿费和额外津贴。故尽管延安的生活艰苦，可他们却经常下馆子大吃二喝。仅以萧军为例，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远不如老舍、张恨水等人，可是当老舍为了生存到处去“蹭饭”、张恨水在贫困中哀叹“食无鱼”时，萧军却在延安过得十分安逸：“萧军那时很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不过他最爱吃的还是甲鱼，一只重约5斤左右，一块钱一斤萧军也在所不惜。(13)日本反战同盟的小林清在延安时曾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人每个月的津贴都很低，“士兵一元五角；排连级三元；营团级四元；师级以上，包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五元”(14)。因此，中共领导人的简朴生活同延安文化人的大肆挥霍，便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照。我查阅了1941年的《萧军日记》，仅这一年就记载有他下馆子吃喝20余次。例如，4月13日：“晚饭请罗峰全家和舒群夫妇、芬，在西北菜社晚餐，出乎意外，竟费去十七元多，他们真太贵了”(15)；10月3日，“夜间在俱乐部内把十五元答周扬文章的钱用十一元和烽，群，张仃等喝酒了!”(16)一顿饭便吃掉了一位中共领导人近3个月的津贴，这恐怕是老舍和张恨水在重庆想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延安文化人之所以敢于高消费，一言蔽之，就是拜“体制化”所赐。因为萧军在延安时期并没有写多少文章，稿费很少，固定津贴也非常低，其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边区政府的高额补贴。比如，他在1941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便记载：“参议会送来300元”(17)。如果没有这种高额补贴，他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大肆挥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