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报纸文艺副刊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是研究界的共识。“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等著名副刊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早已是研究界的热点选题。反观既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确实有不少被文学史家们遴选“入史”的经典作家、作品是从文学副刊中“走出”的。经典作品方面，如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因而也带有明显的“副刊文体”痕迹，小说“当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件事与本文的性格很有些关系……为星期特刊而写的，笔调比平常轻松，却也特别深刻”①；巴金的《家》最初是以《激流》为题在《时报》副刊上连载；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最初也是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啼笑因缘》最初连载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等等。由副刊“走出”的经典作家也屡见不鲜，当年郭沫若作为一位新诗人登上诗坛并且大放异彩，是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主编宗白华对他的“发现”和“培养”分不开的；萧乾之所以能在1930年代文坛上脱颖而出，也与沈从文及《大公报·文艺》对他的扶植和提携有关。也正因此，后来萧乾回忆说：“每当写到个人文学生涯时，我从不忘记提到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是我的摇篮。”② 即便1949年以后，也有不少“入史”的文学作品或作家跟副刊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1961年3月19日，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开始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以及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上设立的“长短录”专栏就成为十七年文学史上两次杂文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61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辟的“笔谈散文”专栏也与1960年代的“散文热”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另外，被誉为“开红色文学之先河”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最初就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而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卢新华的《伤痕》，最初也是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副刊上……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副刊上产生的经典作品毕竟是有限的，或者说副刊的特性注定了其难以产生经典。曾经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说过：“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千儿八百字，它的所有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折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③萧乾此论对研究报纸文艺副刊并对副刊的价值进行判断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作用。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尽管我们可以梳理出上述不少“入史”的经典作家与作品皆跟副刊的“发现”与“培养”有关，但是，从文学生产的场域来说，的确如萧乾所言，报纸副刊并非经典作品生长的理想园地，除去适合连载的通俗文艺作品之外，副刊对作品篇幅形制的特殊要求无形之中会将大批内涵深刻的长篇作品拒之门外。而说到对作家的“培养”，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其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而处女作的发表对写作者的激励与支持——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也确实不容忽视。然而，除去专注于散文(尤其是杂文)、诗歌、小小说等文体创作的写作者以及专注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之外，其他作家能够得到报纸副刊持续“扶持”或“培养”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研究者，尽管在重视史料研究、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吁中报刊研究成为199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是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区别还是很大的，二者的评价标准也不应相同。如果仅以某份报纸文艺副刊发表过哪些经典作品、培养了哪些重量级作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现有的文学史建构作为衡量其研究价值的标准，那肯定是失之偏颇的。现有的文学史体系中新文学对鸳蝴派通俗文学的压抑与遮蔽已经为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并且也有范伯群先生等一批学者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通俗文学研究、编撰通俗文学史来对此进行纠偏。但是，迄今为止，以新文学为“正统”或“主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架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仅仅考虑所谓“文学史贡献”的话，那么无可讳言，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可能会乏善可陈。尤其是1949年后的报纸文艺副刊，不但没有出现“五四”时期那样影响深远同时也极具代表性的“四大副刊”，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甚至还几度出现过全国报纸大面积“取消副刊”的现象。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报纸文艺副刊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被抹掉、同时也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被驱除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近年来“文学生活”研究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④。如果引入“文学生活”概念来对报纸文艺副刊加以观照，那么就会发现其对国人文学生活的意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超过文学杂志，而其受众群体也远比文学杂志的受众群体更为庞大。说到底，这其实是文学审美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的区别。报纸文艺副刊从总体上来说是平民化的，着眼于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而文学杂志一般来说则更为专门和小众。尽管报纸文艺副刊的这一定位可能导致它无法为现有的文学史体系贡献出太多的经典作家与作品，但是在新媒体兴起之前，它却在大众的文学生活中影响巨大、甚至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