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1950年代初正式列入高等教育体系，至今已有七十余年。这门学科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并不长，即使把发端从《文学改良刍议》刊出的1917年1月上溯至民国建立的1912年1月，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才不到40年。由于学科创建之初就承载着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历史功能，学科队伍迅速壮大，学术成果积累丰厚。目前，全国27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凡是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都是一门必修课。据学者统计，迄今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有750多部，1984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当不少于3000篇。①学科成绩及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是，学科前行路上的曲折坎坷也留下了各种痕迹，学科走向成熟②之后本身也容易形成一些惰性，而只有不断创新，学科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拥有远大的前景。创新有不同的路径，这里从历史还原的角度来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新问题。 民国史背景与内涵的历史还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高等教育之所以将新文学史(稍后多称现代文学史)列为必修课，就是要通过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文学史的梳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学科奠基作——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绪论”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中国新文学“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简言之，新文学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③虽然，王瑶能够继承业师朱自清先生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时“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④的传统，在其《史稿》中涉猎与分析的作品较之几十年中同类著作都要多，但是，在整体结构上还是表现出两个鲜明特色：一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五四时期体现为十月革命以来快速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第二个十年则从思想到组织全方位推进，第二编遂以“左联十年(1928-1937)”命名，第三编为“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第四编则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划线，定名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1942-1949)”；二是注重思想斗争的梳理，每一编里都辟有“思想斗争”专节，五四时期为新与旧之争，土地革命时期主要为左翼与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全面抗战时期有对所谓“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的批判，抗战胜利后有对所谓“反动文艺”的批判。此后近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叙述框架与作家择取等方面虽然与《史稿》不尽相同，但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认定与重视思想斗争这两点则保持一致。⑤今天看来，对于思想斗争的强调不无过度之嫌，因为文学史更应关注的当为作家作品；但对新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认定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初的迫切需求，而且在这一性质认定的基础上对左翼文学历史线索的梳理、对人民性的强调、对鲁迅的经典价值与杂文、报告文学文体价值的肯定等，至今仍不过时。相较而言，香港地区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台湾地区尹雪曼任总编纂的《中华民国文艺史》与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等著作，虽然各有所长，但是由于刻意回避或排斥新民主主义观念，导致了否定左翼文学成就及其意义，弱化鲁迅价值，贬低杂文、报告文学文体等历史虚无主义弊端。 新民主主义从民国初年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与巨大能量及辉煌成果已经举世瞩目，以新民主主义史观观照下的现代文学史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价值。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逐渐发现，面对错综复杂、气象万千的现代文学现象，仅仅以新民主主义视角观察、叙述与分析尚嫌不够。于是，19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等视角，产生了不少富于新意的成果。进入21世纪，又有民国文学的探索，这里试以民国史的视角加以考察。 就历史时段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学通常以五四运动或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为发端，哪怕再向前延伸到《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9月，也忽略了1912年民国建立这一中国现代史航程的起锚地。而民国成立的意义非同一般，无论其前行的路上还要经历怎样的曲折与坎坷，毕竟以“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有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初创与普遍认同，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也只上演了12天即告收场，从此，野心家再也不敢轻易玩火；五族共和标志着走向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使得源远流长的诸民族多元一体愈加克服了胡汉之争、夷夏之辨，凝铸为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 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强调的是政治主线的演进，而民国史视角相对而言要开阔一些。民国史是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民国即是中国。一个国家不仅有政治，而且有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快速起步及后来的持续发展，教育和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就缺少足够的支撑，就不会出现雨后春笋般的新文学刊物，也不会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文艺新人与越来越多的新文学受众。民国时期，政党政治与国家政治错综复杂，政权初建短短几个月，中央政权便落入北洋军阀手里，不久，北洋系违背政权移交时的约定，屡屡破坏法律框架，引起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直至武装反抗，出现南北对峙局面。北洋系内部山头林立，纠葛不断，总统总理走马灯一样变换。即使如此，北洋政府毕竟度过了两次皇权复辟的危机，在巴黎和会上最后还是顺应民意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权益；在俄国内战时期，实施远东武装撤侨、收回西北国土。其在国内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也不无现代新气象，如新式教育、女子教育、新闻出版业的快速发展；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本年起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白话文)，又以教育部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及其施行细则，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确定了初等小学四年间纯用语体文，并将国语教材编写列入日程，⑥视为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白话文在报刊上的领地迅速扩大，以至占据主流；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大批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1928年6月，北伐战争达成目标，结束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同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南京政府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至战时陪都重庆，直至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三年即败逃台湾。从1928年6月到1949年9月，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前后两段——卢沟桥事变之前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同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人民大众为敌，作恶多端，甚至在全面抗战期间还发动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令人愤慨，这些自然应该加以否定。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十余年间，其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如果没有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的支撑，就很难解释为何会有经典作品成批问世所标志的1930年代的文学繁荣与抗战胜利后短暂的“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