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663(2023)05-0001-12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3.05.01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取得长足进展[1]。以我国为例，女博士生人数逐年增长，2021年在校女博士生占比42.18%，与1997年相比高出23.66个百分点[2]。随着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平等化程度的提高，关于高等教育过程和结果的性别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一方面学界致力于探讨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区隔和天花板效应等性别困境，另一方面着重比较两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差异化特征。聚焦博士研究生教育领域，有学者认为博士生的科研表现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3]，但更多的研究发现女博士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4]、就读满意度[5]、科研产出[6]等低于男博士生，而其性别压力[7]、就业难度[8]等却高于男生。可见，虽然博士研究生领域的性别比例差距缩小，但在教育过程和结果上仍有或多或少的性别分化。科研产出性别分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J.Cole)提出[9]，随后被多项研究证实，甚至被指称为“科研生产力之谜”[10]。从劳动经济学视角，科研产出作为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硬通货，其性别差异现象与一般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问题是同等重要的研究议题。但目前国内相关成果有限，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在多大程度上由男、女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差异造成，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性别不平等因素所致，相关研究尚未给出较为明确的解释。本研究试图以教育结果上的性别差异为突破口，探究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关键致因。 科研产出是科研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重要他人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对博士生科研表现的性别差异展开分析。个体特征是纳入分析的基础性要素，曾有传统观念认为，男性更适合逻辑性强、富有理性和智力的科研活动。因此，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并不适合女性学习[11]。而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林沃斯(Leta Hollingworth)通过大量数据测量，发现男女两性并无明显的智力差异[12]。除人口学特征外，科研时长等客观生产力特征是探究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常见变量[13]，性别角色观念因素亦受到重点关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角色观念使女性初级学者在婚姻、生育和工作上比男性面临更加激烈的角色冲突，其遭遇的性别歧视可能会降低女性初级学者的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期望[14]。行动源于意识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博士生的科研实践活动[15]，性别偏见往往对博士生的专业发展造成阻碍[16]，而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女研究生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正向的中介效应[17]。文献指出，女博士的学术兴趣、自我评价与工作期望均值皆低于男博士[18]，理工科女博士生较低的学术抱负与其非学术职业偏好紧密相关[19]。相比之下，男性更倾向于从事富有创造性、挑战性和社会认可的职业[20]，女博士生的课堂发言更具合作性，而男博士生更具竞争性[21]。相关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因素对个体性别意识的全方位形塑，亦呈现了内在的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博士生科研活动的深刻影响。 同伴网络因素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比家庭和学校更为强烈[22]，同伴学术网络对博士生的科研发展同样意义重大。有研究发现，博士生与学术同行等构建的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首先表现在男博士生的学术网络规模大于女博士生[23]，女博士生在科研道路中常遭遇或显或隐的性别区隔，甚至被排除在学术网络之外[24]。其次，男博士生在学术网络资源中的获益要高于女博士生，如融入学术共同体对男博士生首次发表论文具有积极影响，但对女博士生影响不显著[25]；男博士生通过社会化学术网络能够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累积，而女博士生在学术网络尤其在非正式学术网络中的“融入难”使其难以收获应有的学术支持和发展机会[26]。另外，导师对博士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导师和博士生科研表现性别差异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在生物学科领域，男教师更倾向于少招女学生，且精英男教师培养的女研究者要显著少于其他男教师。而精英女教师在招生中则没有表现出这种性别偏见[27]，但在博士招聘中，男女教师都倾向于认为男申请者比女申请者更有能力，也更倾向于为男申请者提供指导[28]。另有研究认为，与导师性别相同的博士生在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数量更多，并更有可能从事学术工作，男女博士生都更喜欢与同性导师合作[29]。整体上，女博士生获得的导师支持少于男博士生[30]，但关于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影响效应仍有待探讨。本研究中，重要学术同伴和导师指导相关因素将被纳入博士生重要他人维度进行分析。 此外，学术制度环境是解释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背景要素。宏观来看，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编码根植于知识话语体系之中[31]，“男性气质”和“男性思维方式”嵌入现代学术体制并不断演变[32]。中观而言，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制度、发表规则、管理模式和学术文化构建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父权制”的特征。微观上，女博士生在科研机会获得、学术资源配置、科研成果发表等学术活动中面临诸多差异对待，甚至即使女博士生最终融入学术界，其学术在职业发展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也可能少于男博士生[30]。早有研究指出，性别不平等的学术环境无形中会加重女博士生的科研压力，并对其科研表现产生负面影响[33]。阿斯玛尔(Asmar)也曾发现，女博士生更少地获取环境的制度性支持，对学习环境的满意度亦低于男博士生[34]。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发表要求和学术资助水平是影响博士生学术生活的关键制度要素，但其对男女博士生科研产出的作用机制较少得到实证检验，本文选取这两个变量作为评估学术制度对博士生科研产出性别差异影响路径的微观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