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3)03-0074-14 一、引言 “迁徙”一词常见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生物学研究的“鸟类迁徙”指的是因季节气候变化，鸟类沿着相对稳定的线路于特定时间在繁殖地和越冬地(或新觅食地)之间“转场”的现象，这是气候变化下鸟类的求生之举。受体能、天敌等多种因素制约，迁徙也是鸟类生命周期中风险最高的行为。人类学视野中的“迁徙”指的是人口迁徙，这是人类迫于生计远投他乡的生存之道，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等。无论是生物学的鸟类迁徙还是人类学的人口迁徙，都已成为这两门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大学迁徙不仅是大学组织的空间位移，还包含了大学在迁徙过程中的一系列衍生现象，如大学历史的断裂与撕裂、大学的消失与再生、大学的合并与重组、大学的回迁与播迁等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大学迁徙首先是高等教育机构的空间流动，具有与鸟类迁徙、人口迁徙同样的“跨空间”过程，但大学迁徙背后折射的一系列精神、物质、文化和谱系遗产，绝不仅仅像鸟类的空间流动那样简单、机械和线性。 纵观世界大学史，虽然莫斯科大学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过迁徙，如1941年10月莫斯科大学开始迁往阿什哈巴德，但1943年春就迁回了莫斯科，仅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大学迁徙是中国近现代百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境遇与时代写照，特指受战争、政治、经济、国防等外部因素影响进行的具有全局性、群体性、阶段性特征的大学组织空间移动现象，以及由于空间变动导致生存环境改变进而主动或被动选择的高等教育非常规发展样态。中国大学迁徙既有被迫迁徙，又有主动选择；既是对国家和民族意志的考验，又是对人性的考量。中国大学迁徙既有物理性的空间流动，又有人文性的知识播撒；既走出了象牙塔，又扎根在山水间。中国大学迁徙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少有的现象，其规模和频次都前所未有，因此，中国大学迁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一部中国大学迁徙史，是国家半部高等教育发展史。1937年10，月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赴美、欧、非、中亚等国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募款，在途经土耳其时应该国教育部长邀请，发表了“中国各大学的迁移问题”演讲。[2]此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大学迁徙现象引起了国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报纸《中国新闻》(News of China)多次报道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内迁概况。[3]葛德石(G.B.Cressey)受美国政府派遣，以“中美文化交流项目”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考察了中国20余所内迁大学，详细记录了内迁大学的办学状况，形成了《1943-1944年中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①。李约瑟(J.Needham)受英国文化协会邀请，以英国大使馆科技参赞的身份，走访了几十所内迁大学，他关于大学迁徙的相关成果发表在《李约瑟游记》中②。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易社强(J.Israel)撰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则详细地记载了“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拉开帷幕，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悲剧性的成功而告终”的传奇故事。[4]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Hayhoe)认为，通过一次又一次艰难困苦的迁徙，“现代高等教育最终遍布中国大部分地区，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大学，也使大学更贴近自己的本土根基”。[5]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学迁徙开始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过去四十年里，部分有迁徙经历的高校开始研究各自的迁徙历史，以起“留史、资政、育人”之效，尤其是关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除高校的校史研究之外，有学者(如刘宜庆、姚远、岱峻、张在军、涂上飙等③)对某所、某区域或某类型大学迁徙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或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大学迁徙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如侯德础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6]、贺金林撰写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7]、王红岩撰写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8]、黄俊伟撰写的《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9]、廖霞撰写的《中国三线建设时期高校迁徙研究》[10]。这些学者的记录与研究丰富了中国大学百年迁徙史的部分篇章，为开展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整体叙事研究等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并从侧面反映了大学迁徙的研究价值。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曾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并感慨“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11]事实上，大学迁徙何止西南联大一家，岂只抗战内迁一次，大学迁徙研究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重要专题。 回眸中国大学百年迁徙历史，它绝不仅仅是一所高校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回忆，而是整个中国大学的集体记忆，也可以说是国家记忆，更是一个后发外生型民族国家在救亡与复兴过程中关于“中国大学共同体”的生命记忆。但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集中在“个体大学”的迁徙记忆上，有些研究“高估”或“低估”了具体学校迁徙的历史价值，有些研究则对具有关联作用的迁徙历史视而不见，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以“共同体”方式存在的我国大学迁徙。如果研究者对其缺少宏观把控，仅聚焦个别高校或某一历史阶段的迁徙，则很难推动我国大学迁徙的系统研究。因此，需要基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与“历史延续性”视角，将大学迁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置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史中寻找大学迁徙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以及大学谱系和大学转型等现象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学通过迁徙建立了自己的精神谱系。抗战时期，为了维系中华民族的文明存续，积蓄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中国大学和学人以宁死不屈的民族主义精神，千里辗转，冒风雨白昼暑寒，十四载同靖难施教进学，谱写了“求真务本、同舟共济、毁家纾难、担当使命”的内迁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建设，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中国大学和学人以战天斗地的革命主义精神，生发出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为了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潜在风险，捍卫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中国大学和学人以豪饮风雪的英雄主义精神，别妻离子，扎根贫瘠闭塞的山沟谷壑，同样书写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百年迁徙，砥砺奋进，在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大学和学人创造的“内迁精神、西迁精神、三线精神”共同构筑起中国大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成为助推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