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不公平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基础。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仍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1]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现陡坡式增长态势，并于2022年达到59.6％。[2]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但不可否认，量与质的公平问题依然是目前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解决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在于回答哪些因素影响了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综合已有研究，影响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与高校扩招等相关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与户籍、择校等相关的特定制度因素和与家庭、个体等相关的微观因素三个方面。[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10年及以后的在学高中生群体，其受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制度、家庭和个人是解释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 从经典的教育生产函数理论视角来看，教育产出受到学校、家庭、个人等多种因素影响，最早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1966年美国发布的《科尔曼报告》，[4]其揭示了相比学校投入，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随着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理论的成熟，“家庭背景—教育获得”构成了阶层固化的主要解释逻辑，雄厚的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优势，[5]实现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但学校教育作为教育阶段转换的媒介，对机会获得的作用仍然存在重要的影响效应，甚至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教育的连续性和累积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一阶段的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6]不过，目前关于学校投入与家庭投入哪个更重要的争论更多发生在义务教育阶段。[7]根植于中国社会情境，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而后义务教育阶段重点中学制度被明确取消，但重点高中制度却继续保持并不断演化，如从“重点高中”向“示范性高中”“超级中学”转变，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间保持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运营状态。作为一种制度性因素，高中学校质量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数量和质量方面较之于先赋性家庭因素的影响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由学校与家庭带来的机会不平等属于非自致不平等，而个体行为的积极构建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提供另一种解释面向。20世纪60年代，塞维尔(Sewell)等人提出“威斯康星模型”，教育期望被认为是影响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的早期预测因素之一就是青少年期望获得何种程度的学校教育。[8]从期望与努力的关系来看，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可以预测个体在学业上的行为、投入等，进而影响学业成就，[9][10]即便是随着教育期望值超过所获得的教育成就，其对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努力仍具有强大的积极作用。[11]社会学习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也认为，期望决定行动，决定对活动的努力和坚持，影响对困难的态度。[12]可以说，将教育期望作为前置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过程投入以及结果产出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尤其是随着学生个体的成长，自身的能动性不断增强，针对教育期望高涨的高中生群体而言，关注其期望如何影响升学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以及这种影响在机会获得数量和质量中的变化趋势也有待探究。“威斯康星模型”仅为我们确立了教育机会获得的微观解释视角，前文提及的制度性学校因素是其所忽视的。高等教育获得是一种受多元投入因素影响的产出指标，以往只关注单一影响因素或是家庭—个人、家庭—学校等双重因素的研究有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尽可能从整体出发。 通过前期理论与研究引导，本研究将同时关注家庭、学校和个体多方主体作用，构建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模型，综合先赋性家庭因素、制度性学校因素和自致性期望因素进行拓展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相比其他两种因素，个体的期望效能是否可以成为破解高等教育公平难题的关键力量？如果是，较之于改变家庭结构性因素和改革学校制度，可能增强教育期望更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有效成果。此外还需进一步深究的是，量化研究所关注的“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数据表象揭示作用关系和作用程度，而理解“为什么”的实质内涵还需与受教育者亲身经历结合，从现实情景中剖析作用机制。这正是目前研究中关注较少的一面。本文聚焦高中生这一群体，通过追踪调查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家庭、学校和期望作用于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强度；(2)三种因素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孰轻孰重？在机会获得数量和质量中有何变化趋势？(3)三种因素在真实情境中的具体作用方式。本研究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现有公开数据库中家庭资本指标的测量信息不全，研究可通过访谈资料进一步拓宽家庭资本测量维度，为缩小机会获得阶层差异寻找突破口。 二、文献综述 (一)先赋性家庭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家庭资本涵盖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布迪厄(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的存在使下层社会缺少进入上层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13]其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分别是具身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制度化状态。[14]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作用通常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目前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15][16]其二是家庭文化资本产生的影响效果被认为是有限的，甚至是不显著的。[17][18]经济资本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显性资本，由土地、房屋、劳动收入等物质资料构成，对机会获得的影响更为直接。有研究发现，当家庭收入减少时，子女获得大学学位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19]美国大学理事会发布的《Education Pays 2016 The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Society》报告显示，1985-2015年美国家庭总收入最高的家庭，其子女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最高。[20]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两种观点，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与群体中成员的身份有关，资源积累与获取的多少取决于个体能动用的关系网络规模以及网络中资源的多寡。[21]科尔曼(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结构中，家庭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22]体现为“父母参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紧密性)和“代际闭合”(家庭与家庭外其他成员的互动与交流)。[23]虽然二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但都肯定了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组成部分，行动者需要动员相关网络关系才能够获得所需的资源。[24]从社会资本对机会获得的影响来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社会资本对机会获得具有一定作用。[25][26]也有研究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得出，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能否就读于大专院校没有显著影响。[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