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3.09.10 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入学科专业目录，自此掀开了高等教育研究崭新一页。40年来，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各方支持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设、研究生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交流合作以及服务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学科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化程度低、研究与实践脱节、理论功效度不强等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扭转。进入新时代，国家统筹“两个大局”，做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建设教育强国，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部署。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面临新的目标和新的使命，如何搞好高等教育研究，摆脱学科发展困境，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出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需要深入思索和探究。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凯勒发表了《不结果的树：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文章，严厉批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脱离实际，回避解决重大实际问题，醉心于所谓科学定量方法、闭门造车、行文晦涩、重形式轻实质。”[1]该文在我国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不结果的树”也常被人们形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空虚无用状况。如果对照凯勒所批评的几个问题，我们认为，时至今日，这种“不结果”或者“树大果疏”的现象不仅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更加严重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时间短、研究队伍素质不高、经费不足、书斋型研究盛行、大学对研究需要不迫切等[1]。如果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置于全球化语境中，“移植”或“嫁接”便成为剖析研究之树无法结果的关键词。一是随着研究队伍壮大及其年轻化和科班化，学院主义研究日益占上风，将高等教育学纯学科化和理论化，像西方一样大力推行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方法，试图以此追求所谓确定性的专业知识，教育学变成了统计学；二是常借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知识、原理和话语，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因此，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健康发展，特别是建立本土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尤有意义。 一、西方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树大果疏”之因 中西现代化进程存在明显的时间差，由此引申出先发与后发、内生与外生、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落后向先进学习、中国向西方学习，是快速赶超，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但这种学习，如果是不讲条件、不加分辨、跟随模仿、照搬照抄、简单移植式的全盘西化，不仅不能实现目标，反而适得其反和事与愿违，阻碍现代化进程。这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同样如此。必须承认，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在问题意识与范式方法上具有很大优势，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但西方理论及其范式是在西方场域、面对西方问题产生的，若将其简单挪至中国，则显然会南橘北枳，无助于解释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当然也就难以开花结果。 (一)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西方化倾向 潘懋元教授早在2006年就警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大、空、洋”的倾向。所谓“洋”便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有的研究连篇累牍地引用国外二三流作品，而对中国自己的理论建树不屑一顾，以为“洋”的就是好的[2]。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受“中心—边缘”范式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将美国经验或模式理论化的风险[3]。具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西方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问题的西方化。许多研究者的选题来源于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而非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难点、痛点，在介绍中国的实践时也会提及西方的做法，即使二者不存在任何关联，也无任何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研究者们总喜欢不加区分地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现象进行比较并最终提出西方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部分研究者甚至会无依据地引用西方的研究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西方的文献便无法证明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学术视野。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文献便会发现，这些研究者甚至都还没有真正消化和吸收所引用的知识，只是扮演了西方知识的搬运工、消费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二是研究理论的西方化。许多研究者会不加区别地援引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或指导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隔靴搔痒。事实上，社会科学永远都是特定性理论或“在地理论”，而鲜有适用于任何时空范围与条件的普适性理论。研究中的西方化现象在刚入门的青年学者群体中有明显表现，大多数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中都会列出一个或多个西方理论作为论述基础。如有研究者对106篇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基础做过分析，发现绝大多数论文的理论基础源于西方学者[4]。其结果是使自己的研究成了西方理论的注脚。 三是研究方法的西方化。高等教育研究在范式上也是紧跟西方的步伐，实证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兴起便是这一追随行动的典型表现。有研究者通过对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发生实证转向[5]。该研究范式在西方学术界盛行了很长的时间，形成了完整的且可操作的理论体系，它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追逐科学化的产物，但这并不能掩盖实证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在实践性、主观性极强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能很好地展示“实然”的状态，却很难为我们指引“应然”的方向。与人文学科一样，作为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学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对于同样的问题，实证主义、诠释主义、批判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