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在全球扩张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为自身的帝国扩张行为寻求理论辩护。总体来看，西方主导并塑造的政治话语是典型的二元对立叙事。在这种二元叙事中，西方列强将自身塑造为“文明世界”，非西方世界则被视为“野蛮”或“半开化”国家，由此使“文明国家”征服或奴役“野蛮国家”显得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时至今日，这种“杀人诛心”的等级性文明观不仅仍然流毒不散，而且在“人权”“民主”等旗号下，继续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精神统治，围绕“文明标准”的争夺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焦点。因此，要想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梳理和清算西方等级性文明观及其现实危害。 一、思想溯源：“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的文化土壤 “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的政治话语。因此要想剖析“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思想脉络与现实危害，必须厘清西方文化的底色和基调。总体看，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具有许多独特优点，但作为划分“文明标准”的价值观基础则存在两大痼疾。正是这两大缺陷，使之成为“文明与野蛮”叙事的逻辑起点。 (一)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 宗教是最接近天然认同的社会政治思潮，同时也是构成世界文明板块最重要的基础性要素。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还是高度抽象的一神论，都为广大信徒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统一世界观，并由此塑造出不同的文明板块和政治单元。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每种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对“文明”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与宗教概念相互重叠。进一步看，几乎所有世界性宗教都兼具了普世性与排他性两大特征。一方面，正是由于各大世界性宗教具有“有教无类”的普世主义倾向，才使其能够跨越种族、肤色、语言界限，将信仰传播至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宗教(特别是一神教)又带有很强的排他性，他们在本宗教内部倡导教众平等，对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或无神论者则采取排斥、鄙视乃至暴力态度。由此出发，几乎所有一神教都本能地从“我们VS他们”的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待世界。 这种普世性与排斥性并存的特征，在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明有两大思想源头：一是源自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二是源自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无论哪个思想源头，都包含了极强的排他性成分。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将外族人称为barbaros(“野蛮人”或“蒙昧者”)。这种划分不仅体现出古希腊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排外心态，还折射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认知对立。基督教更是包含了一种“非我教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文明观。按照基督教“因信称义”的教义，“称义之前完成的善行是上帝所不喜的，因为这种善行不是从信仰耶稣基督那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善行也不能使人接受恩典。”②也就是说，如果不信仰上帝，最大的善行也不被认可。 这种兼具普世性和排他性的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对内层面，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明是塑造西方世界凝聚力乃至优越感的精神凝结剂。在西方人看来，基督教是文明制高点的代表；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地区都归于半开化和野蛮地区，都应该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③对外层面，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敌视多于亲近，冲突多于合作。天主教徒把罗马和耶路撒冷当做世界的中心，而把异教徒和其他族类都当做蛮族。近现代以后，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徒又将殖民地的非白人称为“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并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文明秩序。④ 这种排他性的文明观暗含了一种扩张性的世界秩序观。早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欧洲人就将帝国扩张与传播宗教的使命合二为一。⑤基督教创立并成为罗马国教后，基督教会像罗马帝国那样热衷于对外扩张。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会自命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并承担起教化“蛮族”的使命。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基督教的对外扩张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⑥在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罗马教会进行政治动员，主要就是诉诸基于宗教排他性的“文明与野蛮”对立叙事。总之，这种基于一神教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在西方对外扩张过程中一再出现，并由此将整个世界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 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都把世界看成是分裂的，将世界的完整性视为有待完成的“文明使命”。这种自以为是的二元对立国际观，正是“文明与野蛮”叙事的逻辑起点，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战争和灾难。赵汀阳曾指出，宗教的真正危害并不在于无神论所批判的虚妄性上，而在于它理解世界的分裂性方式，它把世界划分为神圣的和异端的，而这种分裂性的理解是几乎所有无法调和或解决的冲突、战争、迫害和征服的思想根源。⑦ (二)道统与法统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 西方文明原本有两大源头：一是强调民主、法治精神的希腊罗马文明；二是强调伦理和信仰价值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基督教创立之初，因拒绝尊崇罗马的国家崇拜、拒绝神化罗马皇帝，遭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但随着时间推移，罗马帝国统治者认识到基督教在社会教化方面的正面作用。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在此之后，基督教为罗马帝国提供道统合法性，罗马帝国则以护卫基督教教会为己任。这样，欧洲近似大一统的广袤疆土与普世性基督教主张相互适配，形成一个既有法统(罗马帝国)又有道统(基督教)的有机整体。人们理想中的两个权力中心(地上的“普适性”国家与天上的“普世性”教会)合二为一。教会在教皇身上体现为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国家则在皇帝身上体现了完美的神圣帝国的模式，与教会结合成神圣的同盟。19世纪英国教育哲学权威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就认为，“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是欧洲文化的两大支柱。“追求理性”是对希腊传统的继承，寻求“神的旨意”则来自希伯来传统，两者结合所产生的文化形式是人间最好的知识和思想。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