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23)05-0019-10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3.05.003 一、风格何以“从他的灵魂里醒来”? 孙犁抗战题材小说历经当代文学70余年的历史演变仍然广受赞赏和推崇，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经典性究竟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孙犁创作和革命文学研究中都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以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归纳孙犁小说的出类拔萃之处，茅盾所言“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1]成为定评。“小资产阶级情趣”[2]“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3]等思想辨析和“诗的小说”“美的颂歌”等艺术评点，则多方面构成了对孙犁小说风格内涵的具体解读与阐释。但前者在理论化的同时存在套用西方思想话语的痕迹，后者则于品味的细致、贴切中显露出审美鉴赏的感性色彩。总的看来，无论是政治与艺术关系维度的辨析还是艺术技巧、叙事策略层面的细读，均未正面地、深层次地揭示孙犁抗战小说艺术魅力历久弥鲜的缘由之所在。 孙犁抗战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表现“民族的觉醒和奋起”[4]“执干戈以卫社稷”[5]这种重大主题，却以“‘儿女情、家务事、悲欢离合’作为题材”[6]；理性层面强调纪实、纪事，甚至将作品系列命名为“白洋淀纪事”“五柳庄纪事”，实际上却以抒情性和诗意的营造见长。所以，对于孙犁抗战小说大主题与小题材之间关系的形成基础，对其审美境界中抒情性、诗意美和浪漫色彩的魅力构件，对孙犁认定的“真善美的极致”[7]241应从怎样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脉络中去理解，都存在可以更深入、更贴切的探讨的空间。近年来，孙犁小说与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逐渐引起人们重视。从阐述孙犁小说“风趣之美”[8]的艺术分寸感背景，到揭示孙犁“浪漫多情的心性”、情节“潜文本”、人物“狐女”气与《聊斋志异》的“不解之缘”[9]，再到分析孙犁“在战争与运动中”对“人伦亲情”状况的关注[10]，这种种视野与思路内在地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路向和学术可能性。 事实上，孙犁虽然早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理论与文艺的知识结构相当宽广，但“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7]236，应该坚持“从生活走向表现生活的文学形式”[11]。具体地说，孙犁认为文艺的根基“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12]，“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风格才开始在他的灵魂里醒来”[13]。正是以这种理论认识为基础，孙犁的抗战小说创作以“真实记录”我们民族的“伟大时代、神圣战争”[14]为己任，“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以至在当时延安“大家长期的学外国……所形成的那种欧洲的、俄罗斯式的氛围中”，《荷花淀》的出现“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15]。换言之，实际上是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性自觉及其成功创作实践，奠定了孙犁小说个人风格和艺术经典性的基础。 孙犁曾谈到，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既包括“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艺术师承爱好”等“作家的特征”，更以“思想主潮”“生活样式”“观念形态”等“时代的特征”[16]为基础，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17]，所以，文学创作应该同时成为“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4]。事实也确实如此。孙犁抗战小说写的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18]57，既有《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采蒲台》等作品的敌后抗战特征认知，也有《看护》《走出以后》《黄敏儿》等各类时代人物的速写，但他的审美重心和最为成功之处是表现与抒发一种抗日战士的思乡、怀人之情。身处延安却以遥远的冀中平原为想象空间创作《荷花淀》，孙犁就是因为“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却又“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18]57，从而“诗缘情”“情动于衷而言于外”的。孙犁将这种情思拓展到普遍性、典型化的层面，认为“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18]57-58，从而获得了艺术的自信。直到1992年，他仍然表示，“《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创作《山地回忆》和《吴召儿》等作品，孙犁也以岁月怀想的笔调开头。《山地回忆》是由“十年不见面”的“老交情”，想起了“山地蓝”，“想起很多事情”；《吴召儿》是因为“这二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留在记忆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财宝”，进而展开了一段“亲身经历”“真人真事”[20]。所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不仅是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主线，也是他表现民众“执干戈以卫社稷”却聚焦“儿女情、家务事、悲欢离合”的缘由之所在。 从这样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特征出发追溯其“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孙犁抗战小说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学征戍抒情传统，以“潜结构”形态深切地体现了其中以农业文明家庭结构为基础的“征夫—思妇”创作母题。 二、征戍抒情传统与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几千年坷坎、动荡而生生不息，传统中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中国古典文学也以雅文化领域的诗词创作为主流，形成了内蕴深广的“兵戎”“征戍”抒情传统，并建构起多种题材与主题相交融的文学母题。从汉乐府“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灾难书写，到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天数山”“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江山残缺遗恨；从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建功立业豪情，到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征戍寒苦慨叹，这种种母题的创作均源远流长、名篇绝唱层出不穷。在成就辉煌的唐代文学史上，还形成了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与“田园诗派”相媲美的“边塞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