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以卓然独异的文学批评、小说与戏剧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享誉文坛，甚至包括“诗歌……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确实是一位成就杰出的学者和多面手”①。《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的出版，更是一举奠定了李健吾1930年代“五大文艺批评家”②的地位。学界对李健吾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批评风格、戏剧与小说作品以及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方面，考察李健吾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的内在关联，也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麻治金的《李健吾文学批评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③把握了李健吾文学批评与其小说创作在文学理念上的互通性，具体表现为对现代人生的理解和对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与践行。 创作与批评各有建树的新文学建设者，李健吾并非特例，那他的特殊性究竟何在?司马长风评：“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④，这固然有主观的偏爱，但也从侧面表明“咀华”批评在当时已具有超越式的文学性、可读性和艺术性，萧乾称这是“心灵的探险”⑤式的评论。吴小如直言两部“咀华集”是“权威的批评集”，开宗明义确立其在文坛上的地位：“第一，它是我们这三十年来文坛上，属于批评部门的头一个宁馨儿。前此，没有人这样旗帜鲜明步伐整饬地作过；后此，也很难得有更胜于咀华集的佳制(青年人的笔墨也许有追踪“咀华”的希望，而见地与学力则无疑要瞠乎其后了)。复此，两本咀华集建立了若干文学理论，发挥了不少创作经验……末了，我们还应该亟为揄扬的，(有些人已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乃是两本咀华集本身的文字。”⑥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批评中，两部“咀华集”依然是翘楚。创作上，正如萧乾所言：“他既搞创作(戏剧、小说、散文、短评都写)，又搞外国文学；而且在外国文学方面，他也是既从事作品翻译，又进行研究。他对福楼拜，是下了功夫的。学问那么渊博，那么有才华，文笔那么洒脱漂亮……”⑦各类文体之于李健吾，绝非浮光掠影的试笔，都不乏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代表作，从这一层面看，冠之于沈从文的“文体家”称号，放在李健吾身上似乎也无不可。 以创作带动批评，借批评反观创作的“李健吾范式”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批评话语成为政治符号，到新时期批评对创作几乎“呵护式”的鼓励，当代批评始终努力在“压制”与“热捧”中找寻一个理性审视的平衡点，面对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关系失衡的现象，李健吾的文学道路为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动呈现了良好的范例。一方面，“咀华”批评力求客观的态度依然是当代批评所追求的理想之境，尤其是在当代作家与批评家关系高度黏合的情况下，如何减少“人情”的成分依然道阻且长；另一方面，锻造创作与批评能力的“李健吾范式”为当代文学从业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道路。 一、“人性”深处的思想跋涉 1936年，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表示：“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⑧循着“人性”脉络，不仅可以了解李健吾的创作原则和文学思想，更得以还原一个性情与理性兼具的文艺者形象。1946年，郭天闻在《上海文化》第6期“作家论”栏目发表的《李健吾论》一文中指出：“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其成功的最大条件，在对于人性的体验与理解。作品里若没有人间的影子，还成什么‘东西’。健吾先生在他每一个作品的跋或后记里，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人性表现问题……我说健吾先生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他对于人性的体验之切，理解之深，非常人所能及。”⑨ 李健吾小说中的人物身份跨度较大，既有乡村农妇、退伍军人、落魄贵族，也有城市里的贵夫人和大学生，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选取描写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既有利于展现不同处境之下人们复杂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能从中揭示出人性深处难以言喻的共性。在《曾祖母和狼》中，村民听闻有恶狼出没，几乎人人战栗恐惧，而七十余岁的曾祖母却坚持独自守在麦丛里，全然不顾家人的劝阻，最终没能逃过饿狼的扑食。与村民的胆怯懦弱相比，曾祖母是如此的沉着冷静、勇敢无畏。李健吾虽然没有明确交代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缘由，但结合“一九二三，十二月，十八日晚”的写作时间，不禁联想到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内有军阀混战不休，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的局势宛若被“恶狼”围困，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曾祖母”这类敢为人先、舍生忘死的民族义士，即便战斗的结果注定是失败，但也绝不能失掉民族的血性和骨气。 李健吾致力于表现“深广的人性”，是基于其对创作者使命和职责的理解，他认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必然蕴含着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承载着生命的沉重和悲痛。因此，李健吾钟爱萧红的创作，推崇《生死场》生涩但清丽、富有强烈生命力和想象力的表述，为如此天才的作家早逝而悲痛。萧红的一生，颠沛、流离，“无家”的虚空和不安做成她生命的里子，促使她不断追逐，追逐一点点存有爱和温暖的可能，完成她飞蛾扑火式的一生。悲苦仿佛是萧红的宿命，她“一直就在挣扎中过活”⑩，但悲苦也赋予了萧红创作绵长的痛彻和绮丽的震撼，她永久以孩童般的心体味人间，还原苦难的本质：“萧红的才分远在她的同伴田军之上，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11)相比之下，冰心和庐隐的作品如同一池静水，虽然美好，但过于清浅，“不能让你惊奇或者深思”，她们过于执着于表现个人的幸福或哀矜，悬浮在自我的表层，而没有从中提取更深沉的力量。自我促成了作品的个性，但过分沉溺于自我世界的叙写，会错失探寻丰富深广的人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