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之深巨,简直到了如何比譬都不过分的程度。中国现代作家批判现实的精神,同情“小人物”的态度,审视“父与子”关系的意识,诗性的和内省的叙事方式,以及个别作家的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和阿尔志跋绥夫式的虚无主义情绪,都是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 如果说,在中俄文学交流的早期阶段,俄国文学的传播面仍然是局部的,并未对中国文学产生绝对性和整体性的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强有力的组织和宣传,一种以‘生活’和‘改造’等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体系、写作经验范式和文学规约模式,才建构了起来,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观念和经验,才被转化成了体制性的规约力量,并持久而有效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①无产阶级作家文学观念中的党性原则、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和浪漫主义激情,皆与苏维埃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 进入“新时期”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汹涌而来,极一时之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人皆以“现代主义”为正道,或以“先锋文学”为正鹄。非逻辑的想象和圈套化的叙事获得了美学上的合法性,“许多年后,当……的时候,就会想起……”则成了小说写作流行的起头模式。但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依然显示着它非凡的魅力,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张洁、张贤亮、史铁生、蒋子龙、路遥、陈忠实、冯骥才和张承志等作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学意识。这些中国作家朴素而亲切的语言风格,他们的抒情化的叙事方式,他们创造史诗性效果的能力,他们描写自然风景的修辞自觉,得俄罗斯文学之助者,可谓多矣。 冯骥才很早就显示出明确的文化倾向和正确的文学态度。他的文学兴趣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他似乎发现了旧的俄罗斯文学与新的苏维埃文学之间的断裂和错位,甚至意识到了它们在信仰、价值观和美学趣味方面的对立。索尔仁尼琴也说过,自己的文学与《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冲突,是“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文学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个人之间的不和”②。索尔仁尼琴选择站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一边,冯骥才也只接受俄罗斯的古典文学和古典艺术,只热爱俄罗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我从不看‘苏联文学’,只看俄罗斯文学。”③这也许会让他忽视19世纪的古典文学与20世纪的新文学之间的隐秘关联,也许会让他错过扎米亚京、帕乌斯托夫斯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格罗斯曼等继承了古典俄罗斯文学精神的伟大作家和诗人,但也保证了他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趣味的纯粹性。 在《倾听俄罗斯》一书中,冯骥才叙述了自己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艺术的美好姻缘,表达了对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艺术的感受与理解。他喜欢托尔斯泰,也喜欢屠格涅夫,但他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在所有的俄罗斯作家中,他对契诃夫更觉亲近:“在俄罗斯作家中,我受契诃夫影响最大。我迷恋他到处闪烁灵气的短句子,他那种具有惊人发现力的细节,他点石成金的比喻;更迷恋他的情感乃至情绪,他敏感的心灵,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与无边的伤感。”④冯骥才对契诃夫的文学风格的概括非常准确,对他的善良心性和感伤气质的判断,也很深刻。冯骥才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态度,他的诗性化和抒情化的叙事方式,他的简洁、清通而又灵活的语言风格,明显地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 叶尔巴捷甫斯基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说:“契诃夫的身上没有高尔基的那种粗鲁和莽撞。他长得漂亮而优雅,性情沉静,有些腼腆,时常露出微微的笑容,他动作缓慢,对待生活抱着一种温和而宽容的以及有点怀疑的嘲笑态度。”⑤契诃夫没有托尔斯泰的强烈的宗教情感,没有托尔斯泰创造史诗画面的气魄和才能,但是,他更了解普通人的苦恼和希望,而他所选择的语言风格,则更自然,更朴素,更简洁。他有着其他俄罗斯作家都不具备的伟大天赋,那就是在近乎平淡的生活中,发现令人惊叹而又觉亲切的哀愁和美丽。他像《草原》中的十岁男孩叶果鲁希卡一样,聪慧、敏感,有点忧郁,有一双明澈的眼睛,能看见隐藏在日常生活褶皱里的人生悲欢,能发现天地间的细小而可爱的事物。 冯骥才身材颀长,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巨人”。他有运动员的体质,也有艺术家的天赋;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细谨。在他身上,你可以同时看见外在的活跃与内在的沉静。面对沉重的历史和现实,他是严肃的;面对人和其他的生命,他是热情的。他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他很少无节制地丑化和嘲笑人。在他的笔下,你看不到一行没教养的文字,看不到丝毫“消极写作”的粗鄙和秽亵。 契诃夫认为人应该活得体面一点,所以,他强调教养,反对庸俗;冯骥才认为人应该活得精彩一些,甚至要有点血性,所以,他赞美奇人,赞美那些有才能又有侠气的人。他爱奇,但并不猎奇。 冯骥才和契诃夫都有一副热心肠,都同情那些陷入困境的普通人。他们都有良好的正义感,都反对所有那些侮辱人和伤害人的东西。 他们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也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冯骥才的行动,包含着具体的现实感和明确的目的性,体现着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和理性的文化保护意识。契诃夫则救助农民,义务出诊,建设学校,改造马路,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