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23)03-0084-10 梁实秋在《忆老舍》中说：“老舍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长短篇的小说，散文，戏剧，白话诗，无一不能，无一不精。”[1]臧克家在《老舍新诗选》序言中也说：“老舍的诗名，为他的小说、戏剧所掩，如果他不写小说，不写戏剧，单凭他的诗歌创作，也可以立足在诗的园林而且颇为挺秀。”[2]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重量级人物，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老舍诗歌写作给予了肯定，这种评断自然不容小觑。而老舍在其一生的创作中，也以四百余首新旧体诗歌作品的事实证明了自己不仅是小说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是，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老舍因小说的盛名而掩盖了他的诗歌成就，特别是其写作的三百余首现代旧体诗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王本朝认为：“相对于小说、戏剧来说，老舍诗歌的成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老舍的诗歌同他的小说、戏剧一样，也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无论是从诗歌创作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抹煞老舍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3]事实上，老舍最早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旧体诗写作开始，并在其文学生涯中没有中断过。老舍的诗歌，展现的是“诗的天才”和“诗的心”(臧克家语)，还有诗人的本真人格和充满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的人文精神。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视野中，老舍的现代旧体诗除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审美性之外，还映像着老舍对现代诗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理想追求。又或者说，在老舍的身上“不仅流动着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血脉印记，同时也张扬着现代知识者的人格气质与责任担当，使他的精神世界与诗歌世界有着丰富的张力和深刻的思想”[4]，揭示出老舍的本真人格气质和人文精神向度。 一、本真人格的呈现与人文精神的形塑 老舍虽因小说创作而获得盛名，同时又毫无疑问的是，老舍“一生的创作是从旧体诗开始，以旧体诗结束”[5]。而且，从老舍的现代旧体诗写作及其作品的表现内涵可以看到，充满传统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的旧体诗，不仅仅是老舍文学创作的一种外在的形式，更多的是表达生命感悟、呈现本真人格的承载物，或者说是一种方式。换言之，老舍的旧体诗写作是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表达出自己丰富而深刻的人文精神指向和文化传统认同。 谈老舍的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形塑，就不能不了解老舍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对他的重要影响。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清朝末年一个底层的北京旗人家庭，2岁时父亲舒永寿在八国联军攻城的巷战中牺牲，之后，老舍便在母亲的言传身教和胡同里的市民文化中度过了少年时光，6岁时便在刘寿绵的帮助下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6]，14岁时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开始接受现代的新式教育。从童年到青年这一阶段的生活和教育，老舍同时接受着市民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双重浸染，既培养了老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同时又让传统文化及其思想观念在他的知识体系中扎下根来。这些在老舍早期的旧体诗作品中都有明显的直接的表达。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学习期间，老舍在校长方还、教师宗子威的影响和鼓励下开始模仿传统诗歌形式进行写作，而且还在《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期(1919年4月)发表了九首诗歌。可以说，老舍诗歌作品的发表比最早的白话小小说《她的失败》和白话新诗《海外新声》早两年，比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早四年①。之后，老舍毕业后又做过小学校长和教师，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 时隔十余年，老舍带着从英国获得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回到国内，此时他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幽默小说作家。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老舍又开始写作已经浸润到精神深处的旧体诗，并同时尝试新诗写作。老舍总计创作了四百余首新旧体诗，其中收获最丰的时期是抗战期间，这个时期也是老舍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在投身抗战工作和小说、戏剧创作之余，仍然写出六十余首新诗和大量现代旧体诗。1934年出版《老舍幽默诗文集》(收讽刺诗十首)，1942年又出版长诗《剑北篇》(二十七章，四千余行)。需要指出的是，老舍从回国到抗战胜利的十余年新旧体诗的写作过程，也是他实践和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的过程。 为什么老舍对旧体诗的写作如此坚持和迷恋?这就需要理解老舍对中国传统诗词的接受和认同。如果说，刘寿绵是引领老舍接受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么，方还与宗子威则是引领他遨游中国诗词瀚海的航标[7]。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老舍在中学期间广泛地阅读了屈原、李白、陶渊明、杜甫、陆游、吴梅村等人的作品，并在其中找到他与陆游和吴梅村②的精神共鸣。陆游和吴梅村二人分别是南宋和明清交替之际的重要诗人。被称为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陆游“学力似杜甫”，有着豪放的爱国主义激情、忧国忧民意识和明朗瑰丽、豪放悲壮的诗风；而吴梅村则以“乐境”“丽境”诗风寄予人生的哀怨悲思与书写命运的沉浮。他们对老舍来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浩气和心怀经世之志的代表，使他自然而然地在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通感，构建起一个坐标；一方面，老舍在古人的作品中深刻理解和领悟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形成。 所以，我们看到老舍的旧体诗“无论古风还是七律，均气韵浑茫，格调超拔，既有陆游的雄豪悲壮，又有吴梅村的奇丽沉郁”[8]。可见其受传统文化及其文人诗作的影响之深，同时对老舍人格的形塑和人文精神形成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据胡絜青回忆，老舍在“卢沟桥事变”后“每天看报、打听消息，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陆游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等诗句，使他叹气，来回地踱步，有时看着窗外的远天静静地流泪”[9]。有学者也曾指出：“最早陶冶了老舍的中国文人式的气节风骨的，恐怕还是他青少年时期钟爱的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国古典诗词所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还不是抑扬顿挫的韵律和遣词造句的章法，而是连同诗人在内的人格楷模和人生模式。”[10]这些，在老舍自己的回忆自述中也可以得到旁证，他对传统文化诗文的痴迷要远远大于对现代知识的渴求，“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11]。正是因为“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像天生的有仇”成就了一位中国作家老舍，而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也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并形成了老舍独具特色的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