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文化型作家，文化是老舍创作思考的切口和凭据。“文化老舍”内涵丰富，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家文化与国文化，市民文化与官场文化，满族文化与华夏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承袭与否定，批判和建设，反思与理想，情感立场与理性选择，等等。“文化老舍”研究既是新世纪二十年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老舍研究收获进展并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风貌的窗口。作为老舍研究的常规选项，新世纪二十年成果多，波及面广，几乎每个研究视域都有“文化”“国民性”阐释的影子。 一 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研究 除《大地龙蛇·序》等少数文章正面阐发外，老舍主要用创作表现文化思考。研究者解读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多用“文化表现”“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等词语，也有少数研究者用“文化观”“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立场”称谓。 刘子琦以“文化观”分析老舍早期小说①，说“老舍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亲历了五四文化传统影响，在英国的时候对西方文化又有了切身体会”。几年后毛菁华探讨老舍早期创作的文化价值立场②，说老舍以“五四”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外来“思潮”和“主义”，审视中国文化和国民精神状态，暴露国民性弱点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其文化价值立场具有兼容性和多重性。而他对学生运动的隔膜和认识局限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补充了“五四”前驱者的不足。老舍文化接受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价值立场”的复杂性，尽管考察范围缩小到“创作初期”，但论述仍嫌简浅。其实，受多种文化影响，老舍早期创作表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识，情绪躁急，立场游移，既缺少“观”的基本形态，也稀见稳定的“立场”。两文对“无定型”事态进行“定性”分析，概念过大且主要正面论述，阐释困难在意料之中。而《从平民形象塑造观照老舍的文化价值观》③就较策略，结合平民形象塑造分析文化价值观，选题具体也得体，因为平民形象展现了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反思与批判”，由此观照堪称“好望角”。但说老舍“既能吸收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又能清醒地审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各自的劣质”；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他“既不是守旧者、守望者，也不是一般地随着时代大潮行走的随从者”的论述力求周全，但特色和价值也容易隐失在周全里。 新世纪老舍创作之文化表现研究论及古典精神、儒家文化等内容，情况大体如下。 ——老舍与儒家文化研究。“老舍与儒家文化”的阐释隐匿在方方面面，新世纪两篇文章明确指向“老舍与儒家文化”，意味着研究从含混隐匿走向具体明确。冯健飞指出老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时，还通过大量人物形象展示了“重孝悌，讲奉献；求仁义，守信用；崇道德，讲气节”的传统美德。④冯的文章明确美德的文化归属，从而增强了具体性，但人物身上那些美德是否独属“儒家精神”却很难裁定——“老舍与满族文化”研究中就有视其为满族精神承袭的说法。哈迎飞分析老舍的宗教性爱国观，梳理老舍不同时段爱国情感的内涵，探究老舍悲剧的真相，显示出求新求深的努力。⑤老舍早期同当时思想界一样，国家意识中包含着“民意至上、人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等内容，随着民族国家命运的变化，老舍国家意识中的儒教色彩逐渐强烈，他视爱国为宗教进而成为“歌德派”，直到晚年才有所觉醒，产生了“我爱咱们的国，谁爱我呢”的疑惑，并就此对“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这句广为人知的话做了“顺向”而富有深意的解读。“儒教”是新提法，“老舍国家意识中的儒教色彩”颇有新意。“视爱国为宗教进而成为‘歌德派’”及其相关论述也显示出解读的深刻和立论的沉实。 ——老舍与古典精神和“士”、“侠”以及“本土”诸文化研究。《论老舍与中国传统士文化》⑥认为“老舍继承传统士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传统，又融合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批判意识，对人性、传统文化、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及其困境》⑦颇有新意。“侠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在民间有很大市场。老舍自幼接受民间文化熏陶，常用侠义行为化解矛盾，帮助失落者走出困境，但其书写具有祛魅性、闹剧性及荒诞化特点。“老舍注重表现的并不是侠客纵横江湖的潇洒和急人危难的豪情，而是侠客遭到时代戏谑的现实以及侠义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显示出对侠义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文化思考。“他为侠义精神在现代性中的困厄和没落唱出了一曲悲哀的挽歌”，这是有新意和深意的分析。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总有些元素遭到挑战面临窘境，广受褒奖的侠义精神也随着旧时代的远去遭到重创；老舍用喜剧人物表现此种元素显示出文化思考的深度，也流露出浓厚的哀婉情绪。这是值得重视的思考和情绪，正如侠义精神在当下失落和没落值得关注和研究。 新概念的运用犹如强光，照亮某些相关联的事实材料，研究者在强光普照处做文章，努力写出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新世纪“文化老舍”研究新概念频出，意味着研究者从四面八方走近老舍；取得了不俗成绩，也存在概念模糊、论述浅显的现象——学养有差异，解读有深浅，任何研究都存在类似现象。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研究亦然。 二 老舍创作的文化反思研究 老舍文化反思的形成发展是关注较多的话题，既有专门研究，也有捎带论述。何云贵的《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⑧、石兴泽的《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纵向梳理》⑨和李霞的《老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及历程演变》⑩属于前者。何文于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探究其“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问题，分析“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颇有深度，而说老舍大半个世纪的创作“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似乎有待商榷。老舍有明确的文化反思和建设执念以及“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但在“大半个世纪”里，他有“自觉承担”的时候，也有“非自觉表现”乃至“疏离”的时候。同样是纵向梳理，石文把老舍的文化反思放置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审视，选点明确但略嫌宏观。“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经历了文化接收、文化批判、文化检讨和文化建设四个时段。”其中“接受”阶段没有形成批判意识；抗战期间是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走向文化建设。反思和建设有密切关系但着力点不同，前者“向后看”批判多于赞赏，后者“向前看”褒扬多于批判。就老舍的文化反思而言，数十年的发展变化既呈现出沿着生命逻辑线索前进的趋势，也存在脱离逻辑轨道的紊乱和回旋，顺向逆向交错，瞻前顾后杂存，纵向梳理很难精准细致。李文将老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演变分作“初步”“深化”“建构”三阶段，阶段划分和概括分析在显示出积极推进研究的同时，也存在青年学人难以避免的稚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