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当今中国要选择一位最容易讨论的作家，那么非王蒙莫属，他的创作历程如此漫长，作品如此丰富，从任意角度切入都可触摸到这位作家的某个部分。然而，要论当今中国最难以讨论的作家，那么也非王蒙莫属，他的创作是如此性格鲜明，你以为抓住了他的本质，他却会在远处大笑不止。王蒙身上充满矛盾：他老辣尖刻却童心不泯；他追新求异却又执着坚决；他躲避崇高却又从未失却理想情怀；他循规蹈矩却时常违反规则；他会使很多理论范式失效，使评论家如入无物之阵。究竟什么是王蒙小说创作的艺术本性?所谓“艺术本性”，即艺术上的本质特性。猛然间，笔者脑子里跳出了一个词——“例外状态”。用“例外状态”来讨论王蒙，肯定让很多人疑惑不已，毕竟王蒙有着“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通常被看作最主流的作家。在笔者看来，与其泛泛地讨论这位“人民艺术家”，不如去谈谈他如何以文学之真心对待文学，这是真正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真诚的艺术家的本色。这不只是说王蒙是中国目前健在作家中创作力最旺盛、创作时间极长的作家，也是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他都与众不同，与自己身处的时期保持“例外状态”(或者说“疏离状态”)。“例外状态”这一说法出自吉奥乔·阿甘本(Qiorgio Agamben)“神圣之人”系列，所讨论的主题涉及法律与政治。阿甘本写这本书是为了回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神学》里提出的“例外状态”与主权之间的亲近性。阿甘本指出，虽然施米特对主权者作为“决断例外状态之人”的著名定义已经广为讨论，但在公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阿甘本显然不满足于法学家将“例外状态”视为一个“事实问题”而不进行法学论辩，他要重新在历史中检视从古罗马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治理与法律制定、实施之间的各种“例外状态”。阿甘本发现，既然越界成为常态，那么“例外状态”也就成为惯例。阿甘本非常深入地考察了“例外状态”包含的边界哲学问题，尤其是对“悬置”和“边界”问题进行哲学探讨。阿甘本注意到，“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它因此像是常规与特殊之间一道“无法确定的门槛”①。 的确，在阿甘本对历史上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分析时，他从“例外状态”阐释的法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意义是令人信服的。笔者并不想陷入法哲学关于“例外状态”的复杂论说中，不过阿甘本的分析提示我们，“例外状态”可能指涉某种值得思考的辩证法。王蒙是一位历经20世纪风风雨雨的老作家，他总是被评论家用“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等普遍性概念加以阐释，在笔者试图总结他的创作道路时，“例外状态”或可昭示中国文学乃至文学本身的复杂性。 一、重续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性与反思性 “例外”并非传奇性，但王蒙的经历是非常传奇的。他在14岁还差五天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候补期要到18岁)②。这位少共满腔热情想要为党的事业“继续革命”，21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次年被打为右派。他在北京郊区劳动数年后，1963年在新疆伊犁伊宁县下属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劳动，至1978年归来后已至中年。1981年，胡乔木诗赠王蒙，开首两句“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概括了王蒙的遭际③。 归来的王蒙青春焕发，创作激情喷涌迸发。自1978-1980年，相继发表的短中篇小说有：《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光明》《布礼》《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表姐》《蝴蝶》《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这些作品迅速获得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动笔于1953年，部分章节于1957年在《文汇报》《北京日报》上发表，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全本正式出版。带着50年代的历史沧桑，这部作品在新时期伊始还是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尤其被大学生争相传阅。但王蒙真正激起文学界反应的作品还是他更具现实感的中短篇小说。 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创作迅速成为争论的焦点。彼时青年评论家何新在《读书》发表文章评论《夜的眼》，开篇引述罗丹在《论艺术》中写下的话：“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④文章的分析虽然浅尝辄止，但引用罗丹的话显然是以“大师”来称颂王蒙，这已经是甚高的评价。当时颇有名望的评论家阎纲亦发表文章，认为《夜的眼》“写都会的世相夜景，‘夜的眼’把都会的‘夜’看得清楚。这是一双被夜市华灯刺懵了的眼睛，是一双紧紧盯住羊腿和民主的眼睛，可是，临到末了，民主和羊腿还是没有统一起来。思想的清醒，头脑的懵懂，灯光的闪烁，夜景的明暗，都市边陲城乡差别的强烈对比，使作者运用起浮想联翩、纵横交错的新手法来，显得格外自如，那么得心应手，好似天神暗助一般”⑤。 这两位评论家都在所谓“艺术”上做文章，究竟是他们没有看出这篇小说的锋芒所向，还是有意避重就轻?这篇小说因为用了一点神思恍惚的准“意识流”手法，被人们津津乐道，并煞有介事地争论舶来的“意识流”是否适合中国本土，但这其实是伪问题。这篇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其实与它所要表达的问题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