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异于“浇季士夫”的“气禀未失之农人” 鲁迅留日时期撰写的最后一篇文言论文《破恶声论》(未完)，在批判“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浇季士夫”的同时，既嘱望少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也开始有意识地留心考察“农人”，特别推崇“气禀未失之农人”所葆有的中国民间信仰之传统，在“志士英雄”所谓“破迷信”之“恶声”盈耳之际，竭力为南方“农人”的酬神赛会辩护，也由此为他后来小说《社戏》、散文《五猖会》及杂文《女吊》开了先河—— 若在南方，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号志士者起，乃谓乡人事此，足以丧财费时，奔走号呼，力施遏止，而钩其财帛为公用。嗟夫，自未破迷信以来，生财之道，固未有捷于此者矣。 夫使人元气黮浊，性如沉垽，或灵明已亏，沦溺嗜欲，斯已耳；倘其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故农则年答大戬于天，自亦蒙庥而大酺，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今并此而止之，是使学轭下之牛马也，人不能堪，必别有所以发泄者矣。 况乎自慰之事，他人不当犯干，诗人朗咏以写心，虽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申以舒体，虽暴主不相犯也；农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 这里所谓“志士”，也属“浇季士夫”之一种，他们“稍稍耳新学之语”，就拿来当作绝对真理来横扫一切，其实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相信，只是用作自我的涂饰，让别人相信他们有“善国善天下”的真知灼见，奉他们为“志士英雄”而已。鲁迅直斥如此“浇季士夫”“志士英雄”为“伪士”。正是在批判“伪士”的同时，“农人”“乡人”“朴素之民”进入了鲁迅的视野。 《破恶声论》特别指出，乡间“赛会”背后所依托的乃是中国固有的“普崇万物”之精神信仰，正是在这一点上，“农人”和“浇季士夫”“志士英雄”“伪士”有了霄壤之别——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閟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 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 如此贬斥“士大夫”“志士英雄”而颂扬“气禀未失之农人”，首先自然根据鲁迅的亲身经验，比如《故乡》《社戏》《祝福》等小说就充满温情地回忆过他幼时和青少年时代接触过的淳朴善良的农民、农妇和农家子弟，其次也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撰写留日时期系列论文之前，1906年10月《民报》第八号就发表了章太炎著名的《革命之道德》一文，认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无论当时提倡保皇的“康党”，还是提倡“革命”的革命党，在章太炎看来都存在着“道德衰亡”的现象。道德不振，不仅是“亡国灭种之根基”，也是革命之所以屡遭失败的原因，“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详细论述了从事十六种职业的中国人不同的道德水平，其中“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行，终岁勤劬，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之事也。”至于“农人”之外从事其他十五种职业的中国人，“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道德也愈远”。比如，那些自以为比三家村学究更高一层的“通人”，虽有“朴学”“理学”“文学”“外学”之别，但多数皆为失德之人，而又各具特色，“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章太炎甚至说“今日与艺士通人居，必不如与学究居之乐也；与学究居，必不如与农工稗贩坐贾居之乐也；与丁壮有职业者居，必不如与儿童无职业者居之乐也”①。 鄙薄那些自诩学问渊博贯通的“通人”(知识分子)，推崇农工和儿童，也是鲁迅后来一贯的思想，在杂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小说乃鲁迅杂文农民形象之渊薮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虽由“士农工商”组成“四民”，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无疑是“中国人”的“原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祖先是农民，对农民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倍感亲切，因此在精神上始终是农民，或始终不脱农民本色。 现代社会的农民主要指世代居住在农村、和土地有不解之缘、直接或间接参与农业劳动以养家糊口的广大农村人口。按照拥有土地等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多寡，可进一步将农民细分为各种阶级和阶层。首先是地主，他们自己不耕种，将土地租赁给别的农民，按比率向后者收取租金(或相当于租金的农作物)，属于农民中的食利与剥削阶层。其次是富农，拥有少于地主的土地，自给自足，靠自己耕种(偶尔也雇佣劳力)。再次是贫雇农，只拥有少量土地(自耕农)，或完全丧失土地，必须部分或完全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被土地牢牢拴住，终年劳作而难得温饱。广义的农民包括所有农村居民、农村人口，狭义的农民则主要指地主富农(通常也是拥有政权、族权和教育权的乡绅)之外的广大贫雇农。 鲁迅在小说中写了不少中国南方的地主乡绅，但他们并不像中国北方大规模拥有耕地的地主那样财大气粗。《阿Q正传》中不可一世的赵太爷其实很贪小，希望从阿Q那里买到便宜货。为了贪便宜，当“革命”爆发时，赵太爷甚至冒险保存装有举人老爷财物的箱笼，故其家业究竟如何殷实，颇难推断。整个未庄除了赵、钱两家，其他皆小户人家，故只有“浅闺”，还谈不上有什么“深闺”。三十年代《阿Q正传》戏剧改编者许幸之将“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设定为“中年绅士”，显然都有些拔高②。他们两位，和住在赵太爷隔壁的邹七嫂，或《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顶多只是“小户人家”，也就是富农或生活还勉强过得去、需要经常去富户那里帮衬或打秋风的比较活泛而狡黠的农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