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3)05-0091-07 《中国的一日》的出版是1936年左翼文艺界的大事件，它开创了一日体写作先河，但其重要性似乎只有在报告文学史中才能显现出来。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中国的一日》作为单独的存在进行研究。吴福辉从社会生活史视野出发论述了《中国的一日》所蕴涵的时代容量、普遍心理、社会资料和生活材料，认为《中国的一日》是“今日很难复原的真实历史面影”①；沈松侨引入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一日》借助日常生活去建构和想象国族共同体的叙事机制和文本策略②；而罗福林则认为《中国的一日》“呼应了编者对中国社会的左翼社会现实主义的认识”③。研究者们从各方面对《中国的一日》进行了深入讨论，但都没有将其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转型联系起来。本文认为，《中国的一日》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阶级革命向民族革命转型的历史进程，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显现出的新形态，它不仅同构着整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总体特点和历史样貌，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此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框架，显露出新的思想价值。因而，将《中国的一日》作为重新审视和思考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范例，以其为切入点深入考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总体特点、历史形态及其思想价值，无疑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演进的历史逻辑，发掘出左翼文学范式与文学教育、生产、传播等制度性因素以及与现实革命情势变化、民众动员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 一、《中国的一日》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型 考察《中国的一日》，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是“两个口号”论争。《中国的一日》的编纂过程与“两个口号”论争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合的。身为总编辑的茅盾，在介入了“两个口号”论争的同时还忙于《中国的一日》征稿编纂工作。如果将茅盾的论争文章与他对《中国的一日》丛书的编辑要求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文章中表达的中心思想与《中国的一日》的征稿思想是一致的，换个角度讲，《中国的一日》是转型期茅盾文艺思想在实践层面上的产物。“两个口号”论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以此推论，《中国的一日》同样内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往的研究较少将两个事件关联起来，而只有将《中国的一日》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及其转型的脉络之中加以讨论，其所具有的历史意蕴和研究价值才能得到充分激活。 1936年，周扬等人提倡的“国防文学”不仅遭到鲁迅反对，茅盾对其也有一定的批评。原因在于，周扬等人“急迫”地将左翼文艺家们都统一到“国防文学”口号之下，思想非常激进，徐懋庸抛出的“文艺衰亡论”就是其中的典型。徐懋庸在《中国文艺之前途》一文中指出：“在种种促其衰落甚至灭亡的情势之下，文艺倘仍要存在，那就必须有艰苦的斗争，而文艺之所以还要存在，必须是为了适应整个救国运动的需要。”④他认为今后中国人无论是投降帝国主义，还是抵抗，抑或是保持现状，中国文艺都不免要衰亡，因此，一切文艺上的论争和分歧都应在救国运动中重新清算。换言之，“国防文艺”成为目前唯一的出路。对于这样一种激进的文艺观点，茅盾连写下《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等文章予以反驳。在谈到徐懋庸的文章时，茅盾坦言：“你不赞成‘国防文学’，你就要担当使中国文艺衰亡的责任，这就很有点‘霸’气。”⑤显然，茅盾口中的“霸气”指的就是徐懋庸文章中的宗派主义色彩。茅盾反驳徐懋庸的真正意图乃是反对徐懋庸以“国防文艺”的名义妨碍文艺的创作自由。他在《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中认为虽然“国防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中心点，但同时强调“从都市以至农村，从有闲者的颓废生活，小市民的醉生梦死，以至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的生活，都可以组织在此一题目之下”⑥。在茅盾看来，目前民族危机以及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斗争在文艺上必然要有所反映，但他担心“国防文学”仅仅局限于民族斗争因而排斥其他文艺的存在，所以才特别强调诸如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也应在社会现实的中心潮流和文艺表现范围之内。 在“两个口号”论争整个过程中，茅盾作为两派的调和者是相对理智客观的。他认同左翼文艺应该转向以民族革命为中心，因此同意“国防文学”口号；他认识到“国防文学”口号带来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强调文学创作自由；他意识到“国防文学”口号对于阶级界限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模糊，因此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口号加以补足；他预感到新口号会带来新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坚持新口号必须有鲁迅提出。 作为《中国的一日》的主编，茅盾的这一文艺思想在编纂丛书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中国的一日》中，茅盾如此推介此书：“从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楼和草棚，从小城镇的冷落仄隘的市廛，从农村的断垣破屋，从学校，从失业者的公寓，从军营，从监狱……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⑦而在茅盾的论争文章中也提到文学要表现“从都市以至农村，从有闲者的颓废生活，小市民的醉生梦死，以至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的生活”⑧，可以说这两段文字所要传递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文艺不能仅限于书写民族革命这样的中心事件，更应该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笔触深入到广阔的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