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同人杂志的出版，往往以一个小团体为具体依托，其成员多为志同道合的相识，他们集股维持刊物运营，共同分担供稿义务，追求言论的自由发表，而非物质的回报。“五四”时年代引领新潮的《新青年》月刊已然如此，其它后继名刊如《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概莫能外。倘时局平靖、文网不密，排印又廉而方便，或许就乘势而起，风靡一时。 在这胡适所谓“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①，1924年10月创刊于北京的《语丝》周刊，其组稿和运营就主要依靠一个名为“语丝社”的小团体。在刊物上出现时，“语丝社”笼统地指代其整个编辑团队；有时特指在北新书局成立并完全接办《语丝》前，设在北大一院新潮社的印刷、发行处，以及负责这些具体业务的有限数人②；在更多情况下，它指的是一个围绕这份刊物而形成的，以日常聚会为联络感情、沟通消息之中介的同人团体。 从办刊之初起，“语丝社”便常有聚会，早期较为频密，逐渐稳定为每月一次，直到林语堂、江绍原等同人陆续南下，才渐趋稀疏，至于停止③。而如果范围略加拓展，那么以核心成员为中心的约会，皆可看作广义的“语丝社”聚会，其频率更高，也更日常化。 可以说，《语丝》这样的同人杂志与报馆书局主办的综合刊物，以及学会、政党资助的机关刊物间的具体区别，就在于背后有同人间密切友好的交往合作为支撑，而这势必影响到刊物的具体面貌。 以往研究多从政治立场或文学主张的一致性来认识这点，施蛰存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每一个刊物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④这仍是为刊物、团体作单一定性，不尽切合实情。调整思路，转而探究同人交往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到作者的文字表达，进而形塑了刊物的整体风格的，显然是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像传统文人那样，以酬唱、题咏的方式摹写他们的交往实态，《语丝》同人并无太大兴趣。因此，这类将日常交往移上纸面的实践，常常超出简单的内容征引，而及于文章肌理层面，甚至会使一些已成常规的文学体式发生偏移。和其他同类杂志一样，《语丝》上的文字也众体兼备。一般来说，小说和诗歌作为自律性较强的虚构性文类，较能抵御外在影响而自成世界。处于另一端的则是日记、函牍等实用性文类，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作者生活交往之实态。倘以公开发表为目的而为之，文体又会发生一些新变。《语丝》上同人们有意识的书信体写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不妨由此谈起。 在周作人后来的分类里，书信可分为书和信两种。前者“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其名曰书，其实却等于论了”。后者是所谓尺牍，“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⑤。因为“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所以近于真实自然，“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⑥。不过他也意识到，这只是理想中的文体界分，两极间存在不小的暧昧地带。尺牍如以刊行为目的，作者无意中便会向“书”靠拢，“失了天然之趣”⑦。反过来，即使是“预定要发表”的“书”，如果双方是相熟的友人，写作时有意无意将平时私信中的语气、腔调、姿态和文辞上的惯习代进去，也势必缩短“文本语境”与“日常语境”的间距⑧，消除不少虚骄的客气。同时由于意识到读者的注目，两人“闲话”的情境仿佛构筑在舞台上，有被台下观众“看懂”的义务，不免限制或夸大了发挥，在文体上造成有趣的效果。 《语丝》创刊前，“通信栏”早已成为一般报刊的常规设置。即以《新青年》而论，不管是作为前期展示、答复读者来件的“公共论坛”，还是后期基本由同人自给自足的“自己的园地”⑨，通信栏的文体一以贯之——少谈私事，鲜叙友情，偶有游戏笔墨渗入，却不以文章趣味为主要追求。总体来看，仍属于严正的“书”，与尺牍泾渭分明。 《语丝》在这方面显然异趣。甚至它初次登载同人间通信，就以文体的新颖和构想的新奇，一路逶迤漫延，成就了一个极具特色的专栏写作。信件的刊载，首在1924年12月1日第3期，由江绍原致周作人信和周氏的复函组成，题为“礼的问题”，也是江绍原作为《语丝》筹备期就加入的核心同人之一，向该刊递来的第二份稿件。 江函先从周作人发表于第1期的《生活之艺术》一文谈起。在短文里，周氏对“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下了一个总批评，转而提倡“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而美的生活”。他认为，这就是中国上古本来的“礼”；欲恢复“生活的艺术”，便须复兴“千年之前的旧文明”⑩。 江绍原的根本主张和周作人并无异同，只是从学理上质疑对方是否因刻意与宋儒立异而理想化了“本来的礼”，以及这些“先哲的‘礼论’”是否真的一度大行于世。他指出，中国的古礼应与现今野蛮民族的“礼乐”无异，混杂着法术、宗教、道德、卫生和艺术等因子，不经提炼改造，实不合于现代人的需要。他于是在文中半开玩笑地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