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氏兄弟关联文本中的夏曾佑 夏曾佑 （1863—1924），字穗卿，出生于浙江书香门第，其父夏鸾翔名列“杭州算学三大家”之间。夏曾佑28岁进京参加会试，得中会元，入翰林，改礼部主事，“于古今中外学术、宗教、文艺之渊源派别，窥其微奥，得其会通，尤邃于佛典”①。甲午年前后，夏曾佑与梁启超、谭嗣同一道标榜“新学”，为“讲学最契之友”②，梁启超誉之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并称“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③。 1897年，夏曾佑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后任《中外日报》主笔。严复赞其“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④。 1912年，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夏曾佑受邀出任社会教育司司长，成了科长周树人的顶头上司。而后，鲁迅日记里屡屡记载了有关夏曾佑的事项。关于鲁迅与夏曾佑自 1912年5月先后到教育部就职至1924年5月夏曾佑去世期间的日常交游，张杰已有一些梳理，兹不赘述。简言之，两人关系密切，往来频繁。鲁迅不仅多次随夏曾佑视事， 还屡屡登门拜访，汇报工作⑤。然而吊诡的是，夏曾佑在鲁迅研究界长期被刻画成拥护孔教为国教的晚清遗老形象。究其原因，与鲁迅1913年的一则日记有关： 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⑥ 学界向来据此认定：在袁世凯复辟尊孔一事上，夏曾佑逆历史潮流而动，积极附和，但鲁迅不齿其行⑦。 与这一条日记史料看似构成呼应关系的，还有鲁迅1918—1919年三封致许寿裳信： 此间闻老虾公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⑧ 若夫新闻，则有エバ之健将牛献周佥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⑨ 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⑩ 三封信内提到的“老虾公”及“エバ”长期被认作夏曾佑。这一观点被写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11)，至2005年版仍持此说(12)，已成定见。在第三封信里，鲁迅怒骂“エバ”，明言“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13)。倘此“エバ”果真是夏曾佑的话，鲁迅已经断然否定了自己与夏氏的种种关联。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据周作人的回忆，夏曾佑是鲁迅“佩服的前辈”，他还称赞这位“乡先辈夏穗卿”先生的著述“很有点新意见(14)”。周作人说鲁迅做旧体诗好用“异域典故”，“如夏穗卿那么样，这关于那一首《自题小像》是最明显了(15)”。1917年，周作人由绍兴到北京后，与夏曾佑并无往来，但他在回忆中频频提及夏曾佑，不下十余次，不吝赞赏。他说：“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16)从“常传述”的字面可知，鲁迅喜引夏曾佑之言，而周作人对夏曾佑言辞的了解大体来自鲁迅的转述，更可间接证明夏曾佑对鲁迅影响之深。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恐怕是最了解鲁迅思想的人。他说鲁迅192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里的“前辈先生N”就有“乡先辈夏穗卿”的影子(17)。在周作人看来，《头发的故事》前面的部分借用了夏曾佑说话的口气，特别是“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18)这一意气消沉、近于虚无的表达。凡此种种，致使在周氏兄弟的关联文本中形成了“一人二影”的夏曾佑形象。 二、鲁迅与夏曾佑关系发覆 1912年4月22日，为组建教育部事，蔡元培发布电文，急招二十余位友人“即日北来”(19)。由邀请顺序来看，夏曾佑仅位列教育次长范源濂之后，可见夏曾佑在蔡元培心中的位置。鲁迅也在此次受邀名单之列。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分南北两派，北方部员指清廷旧学部留用人员，南方部员多为革命新党。夏曾佑与鲁迅自此同属蔡元培的新党派系人员，共和初肇的历史契机促成了他们的共事之缘。 蔡元培力邀夏曾佑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4月27日，蔡元培专电给夏曾佑称，“教育部待公来，始得完全组织”(20)，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蔡元培1912年春夏邀人任职的多篇电文中，客气话不少，但表达渴求至此程度者仅此一例。与晚清学部的机构设置相比，社会教育司是蔡元培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倡设的新机构。所谓非夏曾佑来则教育部不得“完全组织”，正表明在蔡元培的施政布局中，社会教育司司长一职就是留给夏曾佑的，这一新部门运转起来，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才算“完全组织”。 在蔡元培的初始设计中，社会教育司的重要职责是负责宗教礼俗。他说：“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致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21)1922年，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称“夏氏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用了约六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夏曾佑的“宗教哲学”(22)。另据吴稚晖回忆，蔡元培视夏曾佑为“通人”，推崇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因“枚叔仅学人，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23)。章枚叔即章太炎，蔡元培竟然认为夏曾佑的学问造诣要高于章太炎。 1912年5月6日，教育部行正式成立礼，到部者63人(24)。在彼时公布的《教育部职员一览表》中，夏曾佑正是鲁迅的顶头上司。社会教育司初设三科：第一科负责宗教礼俗，第二科负责科学美术，第三科负责通俗教育。从名单顺序来看，鲁迅（周树人）名列第二科科员之首，代行科长之职(25)。8月，因北洋政府修正官制，“社会教育司以礼俗、宗教改隶内务部，裁原第一科，改设两科”(26)。在随后发布的委任文书中，鲁迅被正式任命为第一科科长，掌管博物馆与图书馆事项、动物园与植物园等学术事项、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等。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即“办理社会教育司事务”(27)。蔡元培属意鲁迅负责相关事务，起因于两人在美育理念方面的契合。蔡元培的美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者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28)。表面上看，夏曾佑与鲁迅上下级关系的形成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就蔡元培苦心孤诣创设的社会教育司来看，夏曾佑与鲁迅都是蔡元培为了实现其教育理想找到的最佳人选，他们的相遇也是蔡元培用心挑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