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历史化”应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学术理念之一，它旨在借“历史”寻求某种解决现当代文学研究问题的密码。历史和文学挂起钩，自古以来并不罕见。所有的文学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承载着它所产生时代的种种信息，而对作家创作及文学现象的生成、内涵及意义的解读，肯定也离不开对历史的关注。问题在于这里的“历史化”的诉求是什么，和历史本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诉求能否和文学本体有效对接，应该怎样对接?它解决文学问题的高度和限度又在哪里? 现当代文学研究、批评的学术品质退化与“历史化”概念的提出 尽管“历史化”借用了“历史”二字，但这一概念显然不是为了泛泛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文学价值评判的话语体系，以解决20世纪末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历史”一词加上“化”，也就明显地说明了它只是想从历史中获得某种可资借鉴的资源，所以“历史化”要解决的只能是文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且是流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这些关键性问题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学术品质退化问题。由于和百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密切互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和时代同步发展着，并在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由于和时代的关系过于密切，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限于审美经验阐释和批评，它的特点是和时代问题之间的对话性强，多依赖个人的主观化感悟，容易成为各种思想和方法的试验田。生活、文学和批评者三者的内在精神际会于百年历史，的确也造就了不少意气风发、流光溢彩的审美经验阐释和批评方面的经典性文本，不过另一面的问题也在潜滋暗长。尤其进入1990年代，整个时代精神发生了嬗变。一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瓶颈期，初期“汪洋恣肆，一往无前”的气势逐渐转向低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心态整体上也发生着嬗变，主体精神开始退缩，想缩进一个由层层规范包裹起来的、看似安全可靠的壳里，以掩盖主观创造力的萎缩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想借此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冷静梳理和审视，以为之后的“再出发”打下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种种原因，遂形成了李泽厚所总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局面。服从于“黜思想而重学问”的时代逻辑，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此前一些过度张扬主观性的学术研究的品质问题，如邓正来曾从学术规范角度将此前人文学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这类弊端总结为“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断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判准和机制”，“缺乏知识增量和学术传统意识，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严肃的学术交流”，“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与学术消费趋向日益泛滥”等几个方面。①这些问题不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普遍存在着，而且可能比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更严重。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对庞大的学术市场需求，许多研究者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在对文学问题缺乏认真、细致探索的情况下，由对原创性研究的畏难转向了缺少“原真性”的机械复制。这里还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一些从学术体制内按部就班成长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地涌进当代文学批评界，他们中的大多数既缺乏生活的实际体验，也缺乏足够的文学史功底，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更是缺乏核心的审美立场，或不求甚解地套用现成的观点，或望文生义地进行随心所欲的概念轰炸。总而言之，学术论文体量野蛮增长的背后是学术品质的每况愈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顺势而生的。 许多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倡导者们主要针对的就是现当代文学批评主观性强、规范性不够、学术品质不高的问题，和邓正来对人文学科“学术失范”现象的反思总结大体一致。诚然，我不否认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品质退化问题，但“历史化”范式能否有效予以解决呢?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要看人们准备如何开拓和定位“历史化”这一研究范式，毕竟人文学科的每一个概念的内涵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 回顾几种代表性定位 自从“历史化”这一概念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浮出水面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响应，但它似乎还没有一个能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明确的定义。人们一方面在理所当然地使用它，另一方面又在对它的理解上各行其是。大致看来，“放回历史情境”“史学化”“总体化的历史文化视野和文学史意识”可谓对这一概念的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解读方式。 “放回历史情境”是研究者最先赋予现当代文学“历史化”范式的一个向度，又被称作“重返历史现场”，是洪子诚、程光炜等一些学者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首先发起的。谈到20世纪末文学研究“历史化”思潮的发轫，不能不从洪子诚199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起。他在这部书的序言里清楚地说道：“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②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洪子诚其实也并非要彻底取消和搁置文学审美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价值判断容易受到各种干扰，难以客观准确的情况下，选择降低价值判断的地位，通过“历史情境”的再度呈现来解决问题。显而易见，“放回历史情境”这一“历史化”范式隐含的逻辑理路是：文学史现场蕴藏着某种类似真相的东西，就像一件凶杀案，谁是凶手的问题也许会在争论中变得模糊，但若回到作案现场，是非黑白就比较清楚了。洪子诚在该书中努力要做到的，便是要通过各种材料和方法尽可能客观地去还原历史现场，让人们能基于“历史情境”对研究对象做到“同情之理解”。继洪子诚之后，程光炜推动的“重返80年代”“重返90年代”等一系列文学研究潮流基本上基于同样的逻辑，他和他带领的团队服务于“重返”宗旨而做的大量的学术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20世纪末到今天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思潮取得的最突出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