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大夫对作为新兴知识媒介的报刊，及其所刊载“报章文”的接受，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士人思想转变，导致报刊被广泛接受。报刊凭借其不同于传统著述的时效性和传播力，一跃成为传播新知识、激扬新议论的重要载体，甚至被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途径。在这场“媒介变革”中，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当之无愧为执牛耳者。 这一时期，报刊承担着言说的使命，背负着“觉世”的期待，时人讨论的报章文概念也渐渐落实为议论政教、经理时务、宣扬思想的政论性文本，报章文的文体定位问题开始进入时人视野。习惯于传统著述模式的士大夫不仅批评刊发在趋新报刊上的理论内容，同时还会有意无意地讥评其文体、文风和文法。而报章文作者同样需要适用于报章文的新型文体论，以便支撑自己言说的正当性。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和发展。 梁启超的“新文体”本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但主要成果集中于“新”的内涵，如讨论“新名词”“日本文体”对梁启超的影响①、讨论“名学论辩”对“新民体”的影响②、强调梁启超化雅向俗和改良文言的努力③等。也有学者不单强调其突变之“新”，更将“新文体”放在报章文和报刊的发展脉络中看其流变。④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报章论说文作者仍有很强的著述意识，传统的著述体例和文体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探求新变的可能。⑤至梁启超，则已明确标举“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⑥的差别，隐约道出传统著述与近代报章的差别。梁启超的“新文体”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前期“时务体”充斥古典修辞；后期“新民体”则用语平易、行文恣肆。新文体前后之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逃亡海外后的梁启超开始大量阅读日人著作和报刊。所读的内容带来思想之变，所读的形式亦会影响梁启超，进而带来文章体式层面的改变。⑦因此，研究“新文体”之新，不当局限于后起的“新民体”，更宜注意“时务体”阶段存在的各种古典修辞的形式要素。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的梁启超，阅读经验一部分来自传教士译书，另一部分则仍来自古代典籍。而其写作实践，更受到早年在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经古书院”作课艺、帖括经验的影响，也受制于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期间的文章创作。一定程度上，梁启超报章文中不时流露而恰到好处的古典修辞对其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有较大促进作用。 一 觉世之用与文体之变 甲午战败震动中国士人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了新一轮更激烈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首先表现在上到官僚、下至士绅的大规模西学阅读。李提摩太就曾回忆：“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倍。”⑧西学相关的书籍和报章也销量激增，甚至被大肆盗印。其次便是士人群体开始积极投身政治实践。“觉世”成为维新士人的共同目的，而办报馆与开学会则是广为认可的达成这一目的之手段。 在康有为等最初创办的《中外纪闻》中，论说栏目处于最末位置，“册首恭录阁钞”⑨。随后上海《强学报》出刊，则在上谕栏目之后安排论说，强学会文件等次之，且存世的两期中基本以论说为主。有鉴于强学会的封禁，汪康年继承强学会余款创办的《时务报》本打算以“译报”为宗旨，但在梁启超的执意和黄遵宪的折中下才接受让梁启超担任撰述，负责论说。⑩新创办的《时务报》体例相较过去最大的变化是将“论说”置于首位，在上谕奏折之前。这一做法在外商报章中十分习见，常见的《申报》和《万国公报》都是如此。当时就有人指出此处体例不当，有不尊上谕之嫌。(11)但从其隐约借鉴《万国公报》体例的角度看，这一设置实际上内化了西方报章的“社论”，无形中提高了“论说”在报章中的文体地位和言说力量。(12)黄遵宪弟弟黄遵楷投稿时两次向梁启超要求“必刻在前面”(13)而未得，亦可侧面看出这一位置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一设置对梁启超的文章风行亦有襄助之功。与此相应，觉世之用的重担，便大多落在了报章中最重要的篇首论说文上。 伴随着《时务报》的成功，许多报刊相继创办，形成一个以维新变法为旨归，融汇各地各派的舆论圈。甫创《经世报》时，章太炎就已在《〈经世报〉叙例》中提到舆论圈的组成，随后宋恕在《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中则说得更为详细： 乃稍稍弛禁网、开言路，士风一变。则争言舍旧，则争言自强，则争言西法善、西法善也，则纷纷然谋学会、谋报馆。于是汪康年、梁启超等创《时务报》于沪滨，何廷光、康广仁等创《知新报》于岭表，江标创《湘学报》于湖南，陈虬创《利济报》于东瓯。而童胡二子，亦慨然请于抚浙使者，将创《经世报》于临安。(14) 当时盛况可见一斑。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在这一舆论圈中扮演着盟主的角色。在《时务报》内部，梁启超在论说栏目发文的数量为60篇，占据绝对高位。除去汪、梁发生龃龉之后的“来稿”，其余在该栏目发文者及发文数量依次是：汪康年15篇、麦孟华12篇、徐勤4篇、章太炎和欧榘甲各2篇。梁启超个人的报章文，顺理成章地成了此时维新派众多声音中的主调高音，其文风也一定程度上引领当时的“报章文坛”，代表了此阶段近代报章文的特点。 “觉世”的期待必然带来创作心态和创作方法上的改变。而新兴报章媒介又对文章的结撰方式和读者预期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来讲，晚清的转型巨变涵盖社会各个方面，体现在文学上，是中国传统文章学向近代的转化。媒介的改变和觉世的要求，沟通了传统文体系统中原本迥然不同的体式，使之在近代担负起共同的言说使命；有时甚至会混淆文体界限，形成一种新的“表达类型”。正是时代语境下激发出的强烈的言说使命，让晚清的许多报章文字打碎了原本的文体框架，如《沈氏音书序》(梁启超)、《中东战纪本末序》(王韬)打碎序跋体，呈现出政论的色彩；甚至在“章程”这种强实用性的文件中，都带入了强烈的言说热情。1896年《申报》主人自述日报体例称：“吾人所当言者，在乎当今之急务耳。”(15)强调变法图存，以论政为旨归的《时务报》自然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