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3.05.00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5-0089-10 一、引言 粉丝既属于一类群体，又作为一类社会文化的表征，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对粉丝文化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一项从媒介变迁角度阐释受众进行参与式文化的研究表明，新媒介(电子媒介)出现后，人们不需要掠取文本重新创作，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基于集体智慧的参与[2]。粉丝群体作为极具群体智慧的团体，在媒介社会中，不断形塑自身积极参与的特质，出现了介入明星生产活动、操弄明星行为、抵抗明星产品等现象，不断迈向形塑文化及文化产品主导性生成的面向，形成不止于“参与式文化”的可能性。 纵观全球粉丝文化，由于政治体制、文化印记、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在部分娱乐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粉丝在当下仍保持着高度的参与式特性。美国娱乐工业自身具有体系化的消费市场与版权管理，在文化场域中明星以作品知名度及自身高度行动支配占据话语主导权。而我国的粉丝文化基于群体内部集体智慧，在追星的叙事、情感、话语维度形成了对传统追星形式的抵抗与反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塑造着粉丝与明星之间的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这样的现象迥异于一众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向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向。 粉丝在媒介可供性与集体智慧的双重作用下话语地位不断抬升，这对整个娱乐环境而言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背后反映出粉丝与明星之间话语结构的变迁与话语空间争夺实践的革新意义。在粉丝与明星的互动实践过程中话语协商得以实现的因素是什么？粉丝与明星之间的话语实践在哪些面向上进行协商与争夺？中国粉丝对话语空间的争夺，在什么层面上拓展了参与式文化的理论边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话语权流转以及话语空间的争夺，也能为延伸参与式文化理论形成有力的支撑。 二、参与式文化：粉丝文化的当代表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卢卡奇在其作品《审美特性》中提到：“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其中分流出来的科学与艺术是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3]20世纪，许多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角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其中，粉丝文化的叙事表达、情感迸发及话语生成作为日常生活的鲜明再现，以粉丝群体参与活动的强组织性、高影响力吸引了学界与业界的众多关注。因此，从参与式文化角度介入，讨论粉丝话语地位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一)参与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粉丝持续的文化参与 2006年，亨利·詹金斯在《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体教育》一书中首次提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理论，意指其成员认为他们的贡献很重要并感受到彼此之间某种程度的社会联系的文化[4]。参与式文化的核心在于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基于身份认同所进行的主动的媒介文本创作以及交往行为的强化，是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媒介文化样式。这种依赖于文化生产形式和社会交流形式间界限模糊的文化形态[5]，在媒体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环境的变革中产生了意涵变迁。参与式文化的外延不断从狭义的文化层面，向雷蒙·威廉斯所界定的“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层面拓展，呈现为当前文化和社会的“参与性转向”[6]。但其中一直未变的是粉丝群体持续的文化参与，而粉丝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参与文化。 粉丝一词源于英文单词“fans”，詹金斯最早指出粉丝是“狂热的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5]。西方的粉丝研究突出该群体的社会特性，而我国对粉丝历史的研究则是从建构主义视野出发，探究从“追星族”到“迷文化”再到“饭圈”核心概念，映射了疾病隐喻、文化政治行动与平台经济双框架竞合、社会治理框架及国家管控显现三种图景[7]。尽管蔡竺言等认为这三种图景契合了不同时代的粉丝文化话语框架，但把粉丝文化的发展历程硬性地区分为这样三个递相衔接的阶段未必准确。事实上，三种图景虽然依次出现，但它们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并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前后相叠的。 追星族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切入与既有缺乏生机的陈旧格局产生碰撞，国内掀起了“追星热潮”，这一热潮所带来的“发烧行为”导致了极力构筑虚幻的“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的背离和疏远[8]。这时，追星的病理性准社会交往开始凸显，1994年粉丝杨丽娟辍学、变卖房产、多次赴港以极度痴迷的状态追星刘德华；迷文化阶段，网络社区的兴起，迷文化伴随着流行文化中对偶像的崇拜，映射出粉丝作为具有高度群体心理认同的团体，指涉了深度的情绪卷入兼符号消费行为[9]；饭圈阶段，平台型社会到来，饭圈失范行为和价值偏差现象愈演愈烈，造成社会认同弱化、共识脱嵌等问题，使饭圈文化形成了一种社会症候[10]。但与此同时，饭圈经济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饭圈生态更多地为人所关注，使得饭圈文化成为一个显著的青年文化现象，在主流话语中成为被认可和鼓励的合法性存在[11]。此时期，平台资本征用粉丝力量做出“数据贡献”并拓宽商业版图[12]，同一时期，官方力量也悄然下场，尝试借助社交媒体中的粉丝打通政府与公众沟通渠道，“微博问政”一跃成为社会热词。尽管平台与资本与官方力量展示出的是对粉丝群体的双重征用，但这样的征用实际上推动了粉丝话语迈向舆论场的中心而更具有媒介可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