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及问题提出 “V圈”是指虚拟主播及其粉丝圈层，“V”为“vtuber”的缩写，即“virtual YouTuber”，①指的是起源于境外平台中的虚拟主播。在国内，虚拟主播归属于“ACG亚文化”，ACG即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s)和游戏(games)的简称，又因为这一形式主要活跃于各大视频弹幕网站，因此虚拟主播也被称作“vup”，即“virtual uploader”。虚拟主播指的是以虚拟形象在视频网站上进行活动的内容创作者，是一种基于动作捕捉技术的新兴主播形式，制作者通过动画形象配合真人动作捕捉、表情捕捉技术，让主播降格进入二次元，同时依靠游戏、聊天、唱歌、联动等直播内容进行输出，获得粉丝，并最终通过“周边”②、付费订阅、打赏等方式完成“变现”(艾瑞咨询，2022)。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一些外国人选择成为虚拟主播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粉丝展开互动，他们以中文ACG平台作为落脚点，收获了大量的粉丝群体，构成了独特的“V圈”亚文化。 虚拟主播与中国粉丝群体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跨文化交往的新形式。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现象，其依托网络，为形成、建构群体认同提供了平台(宋辰婷、邱相奎，2022)。通过对虚拟主播的关注和直播的参与，粉丝群体身在国内便可以实现跨文化交际，并围绕主播与原本并无交集甚至文化差异巨大的外国人成为同一粉丝圈的成员。“V圈”粉丝群体也在面临语言不同、文化差异等障碍的情况下，主动与主播分享属于自身与民族的记忆，例如以点播的形式，在直播间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作品同主播和其他境外粉丝进行分享。同时，粉丝也会将分享过程中主播的反应以录屏的形式保存下来，经过二次创作将这些记忆片段再次上传以实现更多的互动。在此过程中，粉丝基于记忆的分享与互动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虚拟社群，并构建其身份认同。 在“V圈”中，粉丝记忆的互动催生跨文化认同。亨廷顿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亨廷顿，1998)。但在文化碰撞之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的深入使得互联网用户的互动愈发多元，甚至跨越国籍与文化形成了新的趣缘群体与粉丝社群，而探究这些趣缘群体与粉丝社群及其跨文化认同的形成，对我们了解深度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跨文化生存及其行为实践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以“V圈”境外主播的粉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记忆实践与互动行为，探究“V圈”跨文化粉丝社群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提供跨文化社群构建的新案例。 二、文献综述 (一)跨文化粉圈研究：文化接近性与跨文化认同 19世纪末，英文“fans”一词开始用以描述体育运动的忠实观众或参与者，其同源词“fandom”可指狂热者，亦可指狂热状态(蔡竺言、刘楚君，2022)。桑德沃斯认为粉丝是“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之中”(Sandvoss，2005：356)；而詹金斯(Jenkins，1988)则认为，仅仅“迷恋、仰慕、崇拜”还不足以说明粉丝的特征，粉丝不仅是特定节目的固定听众和观众，还会将其收视行为转化为一些类型的文化活动。他们和朋友分享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与感受，甚至加入讨论共同话题的社区。粉丝的主动性在詹金斯的界定中得以凸显，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充满主动性的粉丝社群甚至能够跨越国家与文化边界，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独特的“跨文化粉圈”现象。 如何构建跨文化认同是跨文化粉圈研究的一大核心议题。侯雨、徐鹏对跨文化粉丝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对跨文化粉圈的研究更加关注粉丝的文化交流和心理认同因素，强调那些具有不同国籍和文化背景的粉丝之所以能聚集成虚拟社群，主要是因为粉丝与跨文化对象产生了亲近感；这种情感上的亲近会将粉丝吸引到跨文化对象上，并进一步激发其跨文化认同感(侯雨、徐鹏，2019)。跨文化认同是在跨文化情境下形成的一类身份认同状态，是身份认同概念的衍生。身份认同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个体在与社会环境动态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我属于谁”的主观认知状态(侯雨，2022)。达林在研究木村拓哉及其网络粉丝社群时发现，粉丝围绕木村拓哉形成了一个“泛亚洲社群”，虚拟的“亚洲性”是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女性粉丝彼此之间及其与明星之间的共同纽带(Darling，2004)。蔡明发则针对新加坡观众对日剧的理解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对剧情的理解基于“亚洲人”身份的共识(Chua，2012)。这些针对东亚地区的研究证实，不同的观众能够认同一个明星或一部作品，这种意识很可能源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带来的“文化接近性”，而外来产品的异域性则被一种“我们都是亚洲人”的抽象身份认同代替。 尽管现有研究针对跨文化认同等核心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提出了文化接近性等解释模式，但针对中国粉丝群体跨文化实践的研究并不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内的跨文化粉丝圈日益兴盛，从早先的境外偶像明星到近年不断涌入的境外主播，当下青年粉丝群体展开跨文化交互的门槛日渐降低并实现了日常化转变。但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中美等国家的集体记忆差异巨大且存在较多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粉丝跨文化认同的建立单纯用“泛亚洲”共识来解释便显得有些无力。此外，中国粉丝选择境外主播有时就是被文化与身份的差异所吸引。近年来针对“洋网红”的研究也发现，“凝视”与“被凝视”中的欲望投射，审视纠正以及自我认同成为了跨文化互动产生的动力，中国的青年用户希望获得“洋网红”对中国文化的肯定(赵泓、万雨晴，2022)。“V圈”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粉丝向主播推荐的作品往往来自民族的集体记忆，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作品不仅是粉丝个人的童年回忆，更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粉丝期待主播对这些内容的点评与反应。在国内粉丝的跨文化互动中，“国家在场”成为一大特点，民族身份与文化记忆的问题无法忽视。因此，在探究“V圈”跨文化社群形成机理这一问题时，需要引入记忆研究的视角进行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