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

      本文关注的不是心理创伤本身，而是它对于文化创伤理论的参考价值。这样说意味着：我对心理创伤的处理是选择性的。而且，并非心理创伤的所有方面(比如临床治疗)都与我们的兴趣有关。我将集中关注对于文化创伤的分析具有理论和经验价值的方面。

      定义和概念化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弗洛伊德在1888-1898年写的著述，这个时间他和布洛伊尔(Breuer)集中关注心理创伤及其与歇斯底里的关系。弗洛伊德当时的研究是在科学/医学模式中进行的，这个模式对弗洛伊德19世纪90年代的研究非常重要。弗洛伊德把歇斯底里视作具有明确的原因、发展路线、结果以及治疗方法。关于原因，他辨认出了青春期前被动的性经验——特别是父兄或家庭佣人——是歇斯底里的原因。与这种被动性经验相联系的记忆和情感随后长期被压抑到无意识，处于潜伏状态。弗洛伊德把创伤记忆的特征概括为：“一个陌生的身体，这个身体在进入之后很长时间，必须仍然被视作起作用的动因。”有时在青春期过后，伴随适当的突发状况或者事件，与创伤相联系的情感——通常是惊吓——回归了，并转变为器官的征兆，比如四肢瘫痪、视力丧失等。惊吓比物理伤害更为关键。在清楚地回忆和讲述创伤事件之后，征兆就会消失。紊乱的发生源于创伤导致的“应急反应的积累”(an accretion of excitation)，它首先被压抑阻断、淤积，然后通过宣泄和词语操作得到释放和解决。这个极为概括的解释也涉及事件、记忆、情感以及认知过程，即将情感纳入文字。

      更仔细的解读将会发现，即使在阐释创伤的早期，弗洛伊德也努力走向对于创伤的更为复杂的理解。他指出，儿童的创伤发生于未成年时期，因此更容易有创伤性后果。换言之，如果发生在较晚的成长阶段，发生在另一个语境中，创伤可能不会如此严重。早在1888年，他就怀疑一个事件本身就可以成为歇斯底里症的充足条件。特别严重的心理侵犯也是在创伤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病人生产出来的记忆常常是我们事先不认为对创伤的建构有价值的记忆。这样的限定包含了隐含但又重要的观点：创伤乃是事件和语境的相加。弗洛伊德已经开始走向这样的结论：创伤不是一个事件本身，而是在其所植入的特定语境中成为一个事件；而在之后关于性幻想作为创伤内容的观点中，他甚至暗示创伤可以是一个非事件(a non event)，而只是语境，也就是一般的婴儿期的性。更近一些时候，德弗里斯(de Vries，1996)提醒我们，不同文化(比如奉行宿命论宗教传统的文化)中的人，对创伤可能不像西方人那么敏感。

      肯定的结论是：即使在关于创伤的初步思考中，创伤的观念也不是被视作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被当作系统过程的一部分。简单说，创伤包含了某种系统概念。弗洛伊德进而将一个又一个的条件限定纳入进来——其中大部分来自临床积累。这个系统包含了驱力概念，它在心理结构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在时间过程中受到一系列外在和内在原因的影响(首先是创伤性的事件，附加的原因包括集体的总体健康状态、紧急发生的事件等)，这些都在本能装置与防御装置持续斗争的语境中展开。

      文化创伤研究的含义

      历史的不确定性

      我的大胆假设是：没有任何孤立的事件或情境可以自动地或必然地自身就具有成为文化创伤的资格。成为文化创伤的事件或情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比如什托姆普卡(Sztompka)①把文化创伤联系于社会变迁的过程效应，这些社会变迁包括：移民、战争、大规模失业、与急速社会变迁相关的无所适从。但它们并不必然建构出文化创伤，而且这些变迁的数量还可以增加。这个假设的激进方面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通常习惯于把某些事件——巨大的自然灾难、激烈的社会动荡、战争、大量的人口消失、种族灭绝等，视作本身就是创伤性质的。

      与上述假设相关的还有以下的推论。

      1.创伤之为创伤的性质依赖于特定历史事件或特定历史境遇从中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比如饱受战争、资源枯竭、内乱、分裂之苦的社会，比那些没有这些方面苦难的社会，更易于形成文化创伤。对其他社会而言可能不是创伤性的历史事件，对于饱经磨难的社会而言更可能是创伤性的。

      2.一个事件必须被记住才能成为文化创伤，而且这个记忆必须被理解为具有文化意义，也就是被表征为毁灭性的、破坏性的，或者是使得某些神圣的东西——通常是对一个社会的团结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最后，这个记忆必须联系于一种强烈的否定性情感，比如恶心、羞愧或者罪感。美国的奴隶制就是如此。

      3.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境遇，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期被建构为创伤，但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不会。17世纪中期英国查尔斯一世被处死或法国革命中路易十四被处死，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被建构为巨大的创伤，但是在当代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中就不再被当成创伤。

      结论：文化创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地建构的，而不是天生的。因此，重要的是文化创伤的建构机制。

      系统

      既然文化创伤首先依赖于语境，那么，依赖于什么样的语境？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系统是一个向环境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它会受到外来影响，并且拥有通过记忆把这些影响内化的能力。虽然能够通过压抑机制部分地抵御它，但最终会受到其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