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大屠杀教育？ “大屠杀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这个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源自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的教育》(1966)一文的开篇名句：“教育的第一任务是阻止奥斯威辛的重演。”①“奥斯威辛”作为一个象征，凝聚了纳粹德国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大屠杀受害者丧绝人性的极致折磨和大规模工业性屠杀的残暴历史。②1979年伴随着《大屠杀》(“Holocaust”)这部美国电视剧在德国的热播，这一英语词汇进入了德语世界，并为“大屠杀教育”这一概念的确立奠定了世界性基础。至此，“大屠杀”脱离了既有的(犹太教)宗教词源语境，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内涵：其受害者不仅包括犹太人，还包括参加反法西斯运动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吉卜赛人等其他受害群体。③由于这一概念的争议性，不少德国学者也曾采用“关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教学”这一具体能指来涵盖大屠杀教育中“官方和非官方的学习情境、教学媒体和课程体系”④等相关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这一概念的制度化和国际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视为“世界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支撑，旨在为建设“一个和平、宽容的世界共同体”而培养“成熟的世界公民”，⑤并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固定下来。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国家、联邦州层面的制度性、机构性建设和校内外课程组织、师资培训等方面。总体来看，其认知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大屠杀历史“唯一性”的视角下，追寻真相、澄清和反思历史；在21世纪伴随着大屠杀历史的“普遍化”，这一浩劫逐渐成为世界上其他重大灾难的参照框架，大屠杀教育亦因而日益普适化并成为和平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⑥从研究视角来看，当下学界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研究，如对大屠杀教育课堂教学案例、师资培训、校内外教育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探讨，但缺乏宏观层面上的更为理论性的解读分析。⑦ 因此，对大屠杀教育历程中成败经验缺乏必要的成因分析和理论探究，尤其对于大屠杀教育的起点——战后两德的初期尝试——学界鲜少提及。然而，若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大屠杀教育失灵的政治、历史、社会根源，就很难整体把握德国大屠杀教育的历史脉络，更难理解“文化记忆”兴盛之后德国大屠杀教育享誉世界的根本缘由。本文以战后两德最初20年的大屠杀教育史实为基础梳理历史路径，并追问其后的政治、历史、社会成因。最后，从记忆政策和知识政治角度解读两德在国家记忆中同时隐匿了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根源、影响和启示。 二战结束以降，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在德国全面推行开来。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彻底清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并逐步建立起民主和道德的思想观念，以期德国早日重返欧洲文明社会。这一共同目标在东、西德两个不同体制下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在苏占区东德，所有党卫军成员都被清理出国家机构；在西德，被清退的纳粹分子很快又重新粉墨登场，官居要职。尤其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后，他们举着战后重建、经济复苏的大旗继续过得风生水起、飞黄腾达。⑧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让东、西德的记忆文化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景观，却走向了相同的方向。 二 民主德国：反法西斯斗士的“建国神话” 在民主德国，纳粹德国的战败昭示着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胜利。因此，“去纳粹化”不仅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新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而，建国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将国家机构中的纳粹成员清除出去，把反法西斯斗士共产党人尊为历史的功勋，变成战后重建的中流砥柱。在这一历史大潮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被确立下来。 位于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纪念馆的成立和历史变迁便是这一国家意志的直接反映。1949年7月，苏联情报部建议纳粹受害者联合会以奥斯威辛和特雷津集中营为蓝本在布痕瓦尔德建立一个民族博物馆。1950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布痕瓦尔德德国幸存者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建立一个台尔曼纪念馆”⑨。同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决定拆除集中营中除焚尸炉、大门、瞭望塔之外的其他区域。焚尸炉是台尔曼被杀害的地方，1953年纪念馆工程开工之后便在焚尸炉遗址上为台尔曼竖起一面纪念碑。1958年9月，“布痕瓦尔德民族纪念馆”竣工，其设计理念是“通过牺牲和斗争走向胜利”：一方面以地图志的方式在遗址上彰显反法西斯抵抗英雄的高大形象，比如被解放的共产党员塑像；另一方面着力凸显德国共产党(台尔曼)领导下的世界民族大团结，如题名为“世界民族的道路”的遗址。纪念馆虽然几经修葺，但在两德统一之前都不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⑩ 在这一记忆政策之下，从集中营归来的共产党员“政治犯”以“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进入“建国神话”这一国家记忆，并迅速成为这一集体记忆的主要载体。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其个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以便为将来的纪念活动提供有力的历史见证人。(11)在“历史胜利者”的叙事视角下，民主德国是在打败了纳粹德国之后才成立的，是故无须为后者犯下的历史罪行赎罪。这也是民主德国在战后从未承认过同盟国所通过的赔偿方案，亦从未支付过赔偿金的根本原因。相形之下，在这一宏观历史叙事中，“被动的、听天由命”的犹太人的创伤经历在英勇抗争的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形象面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作为历史灾难的承受主体，犹太人的身份在公共社会空间中不断地被边缘化、禁忌化，进而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从未真正走进民主德国的官方记忆。(12)根据这一历史阐释范式，相对于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来说，反犹主义和犹太大屠杀只是次要矛盾，将会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自动消除。与联邦德国的政治话语不同，纳粹屠犹在民主德国并不具有“唯一性”，而是一个可以和其他世界性灾难形成对比的参照性事件。(13)因此，在民主德国的国家记忆中，纳粹历史中的犹太人和纳粹分子皆服务于“建国神话”：以犹太人的弱小和无助来衬托反法西斯战士的高大和无畏，以纳粹独裁专制和残暴罪恶来塑造民主德国的民主和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