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从摄影技术开始流行至今，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以影像为依托的格局。受众在观看、采择和交流中不断强化符号性的城市记忆，在视觉符号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中形塑关于城市的想象，人与城市的关系在持续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加深。 在互联网流量红利的牵动下，一批城市借助网络流行文化，从较为抽象的城市文化特征中提取出具象化的符号元素，凝练为“网红城市标签”。这些符号标签将人们的感知窄化，致使具有相同感知的受众在媒介化的观看与互动中更易达成认同，并进一步为满足自身“连接”情感的需求主动将自身对城市感知的具身性理解融入符号意义的再生产中，使得“网红城市”得以被建构。依托于以豆瓣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及其下属的用户量大、活跃度高、特色鲜明的网络社区，“春日摄影大赛”、“#‘你镜头下的城市’话题日记”等城市主题线上影像策展渐趋风靡，视觉化的“网红城市”愈发深入人心。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尝试突破城市传播研究中主流的思辨研究和案例研究，试图借助计算传播的路径，对受众自发生产并分享至互联网社区的万余张网红城市图像进行计算视觉分析，并进一步结合理论探析作为“漫游者”的城市影像生产者与网红城市空间媒介化生产的互动关系，挖掘网红城市“成为网红”的深层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参与式共建：“在线”空间中的网红城市影像 网红城市由社交网络中“网红”的概念延展而来。作为流量时代的产物，有学者将网红城市定义为“因社交媒体推动而催生的城市走红现象”①，“网红”的标签也更多地由“打卡标点”形塑的媒介空间构成②。 人们认知网红城市离不开社交平台中城市的视觉呈现，即城市影像。影像与城市的联姻由来已久，影像的透明性与城市的空间形态“一拍即合”，使城市意象越来越多地聚合在影像中③。传统的城市影像更多以“影像策展”的方式呈现，如第四届宁波国际摄影周中“街拍中国”、“城市肖像”等主题策展。史蒂文·罗森鲍姆(Steven.C.Rosenbaum)认为，当下的我们都是潜在的策展人④，各类群体可以经由不同的平台生产城市影像，进而通过情景设定、重组传播创造出关于一座城市的“新知识”。网红城市也由此推动着城市传播的主体、策展方式和传播形态经历着由官方到民间、由宏观到个体、由观看到参与⑤、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变。 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覃若琰、蒋晓丽等学者曾用“媒介朝觐”的理论分析网红城市，意指一种游客为了参与“媒介叙事”而仪式性地奔赴现实“地方”的行为，致使媒介“里”地点的重要性被更普遍地确认⑥。这象征着，媒介空间中的网红城市影像通过建构媒介尺度下的“数字地方感”成为联结个体情感、日常经验并重构城市形象的关键节点。由此，网红城市的“城市形象”亦是“重新部落化”的在线群体通过城市影像开展参与式共建的产物。目前，关于网红城市或城市网络流量效应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关于网红城市长时期、直接观察的一手数据⑦。笔者认为，影像是个体认知的视觉化呈现，普通用户则是网红城市影像的生产主体，亦是网红城市空间中最真实、直接的观察者。本文选取一定时期内的网红城市影像开展实证研究，并尝试进行研究创新。 (二)漫游与想象：城市空间的媒介化生产 网红城市的形象建构依托于在线空间中的城市影像，其主要体现为以“城市漫游者”为生产主体，以视觉符号和媒介化想象为载体的城市空间生产。 1.介入城市：从“城市漫游者”到“媒介漫游者”的空间实践 “城市漫游者”的概念源于本雅明(Benjamin)对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阐释。在波德莱尔看来，“城市漫游者”以一种“闲逛者”的意象观察城市，在类似于“拱廊街”⑧的奇观化场所中，寻找与沉闷无聊的现实相异的游逛和消费作为补偿⑨。有学者认为，“漫游”行为可以与第三空间那种“想象和真实”的探索联系起来，二者的相通性源于一种“边缘空间”的占据策略⑩。在新技术赋权下，“呈现”城市空间的实践主体由曾经的权力精英转移至遍在的媒介使用者，媒介技术在空间生产和分解的基础上衍生出空间折叠与空间想象，推动着城市空间的再生产(11)。由此，城市漫游者将对城市景观的在场欲望投向了新媒介技术所建构的媒介空间，他们演变为依赖媒介影像技术的“媒介漫游者”(12)。 一方面，在线空间中的观看者既在“观众”的视角上观看漫游者与城市，又实时进入影像构建的场景中，想象从媒介漫游者或影像生产者的眼光观看城市，甚至反看观者。另一方面，媒介漫游者的阐释注重视觉消费与身份建构的关系，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城市漫游者”的视觉形象拆解为身体的漫游、身份的漫游以及他们在城市空间的漫游三方面(13)。这三方面体现了媒介漫游者在“身体亲历”城市的同时，如何利用对媒介化城市的“视觉消费”和“想象观看”引导自身主体意识，并在身份的“切换”和“再生产”中建构认同。此外，对于影像生产者的情感体验而言，漫游特定城市空间有重要意义，如咖啡馆、文化老街等。漫游者在这些空间的主客体交往中构筑了一种包含具身性、仪式性和社会性的“地方情感”(14)。 2.想象生产：网红城市的空间媒介化 透过影像，人们对于网红城市的感知其实更多来源于城市“表征的空间”，即影像将城市空间符号化后衍生的“想象”。这种以影像为载体的媒介化想象生产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空间虚拟与现实、隐喻与想象以及地方感的定义，是一种经由媒介化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即“空间媒介化”。 “空间媒介化”处理的是诸如“符号-物质”媒体的渗透和依赖是如何影响了空间的建构，并且媒介如何形塑人们的空间想象和空间期待的问题(15)。一方面，数字媒介创制的虚拟空间与网红城市空间通过生产者相连接，形成了全新的媒介化空间架构。另一方面，“媒介化”具有鼓励使用者捕捉社会变化过程的特征(16)，人们在自由生产中构筑了具有互动感和体验感的空间言说，让“想象”与现实糅合生成的城市空间经由媒介化变得真实、可见。类似研究可以见之国外关于“Instagram城市”的实证研究：研究者通过量化分析发现，一方面，Instagram用户展示的城市影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观看方式，即呈现出一个近乎完全正面的城市形象，体现出人们对于城市影像内容选择性、想象性的生产(17)；另一方面，Instagram城市拓展了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探索。人们通过“效仿”追随欣赏的图像，经由“重复的视觉实践”将城市想象为“场所”(18)，虽然这也使得城市中的“另一些地方”变得“看不见”，但这亦创造了一种想象的场所感和一种标记有意义事物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