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3)05-0060-10 一、虚拟亲密关系的两大类型 亲密关系，指包含了解、关心、信赖、互动、信任和承诺这六种要素中至少一种的人际关系模式。它可能存在于恋人、夫妻、朋友和亲子之间。[1]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构筑人际关系的技术中介，也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移动数码设备的深度介入之下，迭代为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如QQ、微信)、社交网络(如脸书、推特、新浪微博)、约会软件(如Tinder、探探)和网络游戏。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虚拟亲密关系”，正是某种诞生于互联网虚拟空间，被全新的技术环境、媒介环境所重构的亲密关系形态。 一个较为直观的例子，就是在社交网络、约会软件或网络游戏中，用户/玩家登录自己的账号，以虚拟化身(avatar)的形态与另一个用户/玩家的虚拟化身建立恋爱关系的现象，即俗称的“网恋”。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寻找理想伴侣的途径，让许多原本无缘结识的人们在平等沟通与自由选择的氛围中遇见彼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面对面交往的尴尬与焦虑，却也埋下了许多潜在的人身安全隐患。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更是拓宽了有关人与技术、身体与媒介、自我的在场/缺席、控制与自由以及私人与公共之间的边界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视野。① 显然，对于网恋这类现象而言，无论怎么强调“虚拟化”转向带来的影响，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变量、一个中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亲密关系的本质。但在实际的网络民族志观察中，“虚拟化”与“亲密关系”相结合所衍生出的“变体”，却远远不止网恋这一种形态。例如“粉丝与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或“游戏玩家与游戏中的虚拟角色”之间的交往，就完全符合本论文对于虚拟亲密关系的定义，却又微妙地偏离了“亲密关系”的固有形态：它的成立并不过分依赖“了解、关心、承诺”等六大要素，而是基于一套特定的商业模式，即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或游戏制作组利用特定的虚拟形象作为外壳/中介，以自身的“亲密关系劳动”来换取粉丝/玩家的购买力与数字劳动。② “亲密关系劳动”在本论文的语境中，指的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一个分支。它与情感劳动一样，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报酬，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情绪/情感的“整饰”，例如空姐、售货员在工作状态下对面部表情、语气和身体动作的控制等，“微笑，就像你真的想笑一样”[2]。依据上述定义，网络主播/虚拟偶像用温柔的语调对观众说出“宝宝们我好想你们”(换取虚拟礼物、点赞)，或乙女游戏③里男主人公对玩家的甜蜜告白(换取充值金额和在线时间)等，无疑是典型的情感劳动。但相比之下，这些隶属于虚拟亲密关系范畴的情感劳动，又明显带有强烈的“制造亲密氛围”(如引发有关浪漫爱情、亲密友谊的幻想等)的倾向。为使后文的论述更加清晰、集中，故将其命名为亲密关系劳动。④ 不难看出，以“是否包含亲密关系劳动”作为判断依据，当前最为普遍、也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各种虚拟亲密关系形态，也自然地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其中，包含亲密关系劳动的那一类，正是本论文将要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以下统称为“虚拟亲密关系Ⅱ型”。不包含亲密关系劳动的，则追认为“虚拟亲密关系I型”。 二、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三个发展阶段 以亲密关系劳动这个核心概念为主轴，综合媒介史、技术史中的关键节点，则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发展历程(包括其“前史”)，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的要点，在于“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浮现。“准社会交往”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在其合著论文《大众传媒与准社会交往》中提出的概念。该论文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广泛流行。论文认为，电视节目的镜头语言制造了一种屏幕中的人正在对观众说话、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错觉。基于这种错觉，媒介接受者与他们所消费的媒介人物(明星、公众人物或电视剧中的角色)之间，便会发展出某种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即“准社会交往”或“准社会关系”。[3] 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爱，为什么痛？》这本专著中，曾详细论述过“想象”对现代情感生活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易洛思看来，消费社会的核心维度，就是以一种“受监管的、制度化、商品化”的方式对想象力加以运用。她援引并拓展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认为现代性不仅在于用诸多新方法想象“社会政治纽带”的能力，更包括一种想象“个人幸福乌托邦”的能力——“围绕着他/她的情感和白日梦来组织个人的现代情感主体，并将人们对自由的行使定位在个体性的实现和幻想”。而由大众媒体(印刷出版、商业广告、互联网等)所大量制造的、对于幸福生活叙事的视觉呈现，正是这种“白日梦”的主要参照对象。[4]375-383由此看来，准社会交往并不是孤立的、偶发的现象，恰恰相反，它是以想象的方式构建现代情感生活/情感主体的一系列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前文所述，准社会交往是一种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其中，大众传媒对媒介人物个人信息(如面容、言谈举止等)的传播，无疑是准社会关系想象最稳定的素材来源；而由媒介技术所制造的“面对面交谈”的幻觉，则是支撑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基本立足点。这意味着，它并不符合本论文对虚拟亲密关系的定义。事实上，作为准社会交往最初的载体，电视媒介和广播电视节目虽然足以制造出“面对面交谈”的幻觉，却也彻底地排除了“交互性”这一构建人际关系的核心维度：在技术层面上，电视屏幕里的人物影像，根本不可能对媒介接受者单方面表达出的交往意图给予任何形式的实时反馈；而从伦理这个向度来看，即使大部分电视节目的内容设计都在刻意引导、培养观众的准社会关系想象，但当这种想象被宣之于口并试图寻求回应时，它的合法性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并被贴上“狂热粉丝”“心理变态”等等“病理性”的负面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