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网络上曾有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饭圈事件”——周杰伦和蔡徐坤粉丝间的“打榜之争”。该事件起因于豆瓣平台上的一位用户提问“周杰伦的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这句话引发了周杰伦粉丝的强烈不满。周杰伦的粉丝基本由“80后”组成，他们成长于影视报纸为主的大众媒介时代，那时音像磁带、唱片专辑和演唱会门票是判断明星成功与否的标准，但蔡徐坤的粉丝主要为“00后”的“Z世代”数字青年，他们身为“网络原住民”，天然倾向于使用豆瓣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媒介接触与平台使用方式决定了他们与“80后”等群体之间的文化区隔。相比于还依靠音响磁带、唱片专辑和演唱会门票来判定明星价值的周杰伦粉丝而言，蔡徐坤的粉丝显然更依赖平台传播流行文化和提高偶像知名度。技术、平台与资本将明星偶像的成功与“数据”绑定在一起：“在大数据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流量不仅是主宰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的法则，改变着粉丝行为和社群机制，同时也折射了数字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变革，甚至进一步影响着未来的文化生产和政治生态。”①而随后，周杰伦的“夕阳红粉丝团”为了反击蔡徐坤的粉丝，也不得不通过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动粉丝“做数据”来提升自己偶像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周杰伦和蔡徐坤粉丝间的“打榜之争”不仅是不同粉丝群体的流行文化趣味之争，也是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与平台化社会明星偶像提升影响力的两种传播逻辑：一种是依靠音像磁带、唱片专辑和演唱会门票来提升关注度；一种是依靠数字平台制造影响力。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了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抖音、B站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这些数字平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数字青年文化实践的基础设施和场所。在平台化社会，数字平台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数字青年在平台上的文化实践有何新特征？数字青年如何通过在平台上圈层化的文化实践建构身份认同？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这是本文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平台化社会：数字青年文化生产的设施环境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中，提出了一种“元素型媒介哲学”，以帮助身处数字时代的人们重新理解媒介的功能：“这些‘元素型媒介’(elemental media)在我们的惯习和栖居之地中处于基础地位，但我们对它们的这种基础地位却不以为然。”②所谓“基础地位”是指在数字革命推动下，媒介对人而言已如同水、土、空气一样是培育和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元素。作为“环境”和“存有”的新媒介，催生了新的生存形态，也浸入了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彼得斯看来，数字媒介较之前的媒介而言具备更加“显著的力量”： 只有我们在将传播(交流)不止理解为讯息发送时——当然发送讯息是媒介极为重要的功能——也将其视作为使用者创造的生存条件(conditions for existence)时，媒介(media)就不再仅仅是演播室、广播站、讯息和频道，同时也成为了基础设施和生命形态，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地。媒介具有了生态的、伦理的和存有层面的意义。③ 因此，数字媒介是现代生活的基础设施，是人们得以存有的生命形态，给这个时代之人以新的生命经验。无论是美国学者Tapscott提出的“网络世代”概念，④还是Marc Prensky提出的“数字原住民”，都认为数字媒介会帮助新一代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与情感结构。在我国，有些学者将“数字原住民”称为“Z世代”或“数字青年”，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中国接入互联网后出生的群体，他们亲身经历了互联网的飞跃发展，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深刻而清晰地嵌入他们的生命经验中，并通过在各种数字平台上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和情感表达体现出来，如分享自拍、短视频或进行网络直播等等。 在数字时代，不仅网络本身成为了数字青年开展社会行动和文化生产的基础性设施，而且网上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青年们表达情感、开展社交和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活动的基础性设施。在国外，有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著名社交媒体平台；在我国有微博、微信、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它们共同搭建起了一个“平台化社会”。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在《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中认为：“由于平台相互连接，出现了一种新的基础设施：一个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只有少数大型玩家，多数则是小型参与者。从网络传播到‘平台化’社会，从参与式文化到连通式文化的转变则发生在相对较短的十年时间内。”⑤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m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将平台作为一种具有数据优势的企业的新形式来考察，指出“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⑥他以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等为例说明各种各样的平台通过使用和互动发展起来，Google是搜索平台，能够吸引大量的搜索活动；Facebook作为社交网络平台则“引入各种亲密的社交互动，然后记录下来”。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例如，脸书已经成为默认的社交网络工作平台，无非是凭借其用户数量庞大。”⑦不同群体可以通过使用平台获取信息、进行分享和开展互动交流。在今天，离开各种数字平台，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生活都将举步维艰。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其最新文章《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中也强调了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主流网络平台已经被塑造为个人表达的主要场所，连接四散各地的朋友和家人的关键节点，以及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的必要基础设施。”⑧互动连接是平台最主要的功能。何塞·范·迪克直接用“连接文化”描述平台化社会出现的意义，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关系都是通过种种数字平台的互动连接重新建构起来。平台与整个社会结构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平台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无价值的结构，平台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内置于社会之中，承载着沟通和意义的建构。⑨他建议“将不同的平台看作微系统。所有平台的组合构成了我所谓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这种系统既滋养了社会与文化规范，反过来又为社会和文化规范所滋养。”⑩Nick Couldry和Andreas Hepp也认为，正是基于对象、联系、基础设施、平台等物质过程的调节，社会的大部分意义才得以被建构。(11)
